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4期
第一西比利亚门前的枪声
1939年12月21日下午6时20分许，也是夜幕正降，华灯初上的时分，坐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135—1137号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前，响起了连连的枪声。
喧闹而有序的静安寺路陷入了一片混乱。枪声响起的前一刻，一个从皮货店里冲出来的中年男子，正直奔对面安登公寓弄口的一辆1936年型的别克(黑)牌轿车而去，机灵的司机见主人奔来，立即发动起车，几乎与枪声响起同一瞬间，那人钻进了车门，轿车便急急地向东驶去，身后飞来的子弹撞击在防弹玻璃和车身上发出“卜卜卜”声……
第二天，各报都以大同小异的文字，报道了这起真相不明的枪击案。惟有汪伪集团的《中华日报》，刊以“静安寺路匪徒枪击黑牌汽车”的标题，使人意会定是抗日志士的锄奸行动。直到第十天，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才以转刊“香港电讯”方式，明明白白地登载了“丁逆默邨在沪被刺”的消息，并说丁已受伤，“生死不明”。
挨枪击的确实是丁默邨，不过除了防弹玻璃和车身上留下的弹痕，丁本人则是毫发元损，虚惊一场。
丁默邨，何许人也?汪伪汉奸集团头号特务头子也。他是当时沪上令人闻名变色的杀人魔窟特工总部的主任，又是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社会部长和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丁，初名聚川，后改默邨，湖南常德人，1903年生。湖南省立二师附小毕业后，于1921年下半年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过常德地区团组织的书记。次年1月又来上海，加入了国民党，投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门下。1926年任职中央组织部调统科。1927年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次年起任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1932年任调统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和《社会新闻》主编，1934年任军委会调统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少将处长，与分任一、二处处长的徐恩曾、戴笠同为三大特工头目。但丁氏命运多舛，先是1933年春，调统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被中共特科狙杀，他以嫌疑而被捕，后总算由其密友、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得释；1938年春夏际，他负责招待刚投靠国民党的中共叛徒张国焘，又被戴笠在蒋介石那儿密告了一状，说他贪污招待费。结果，同年8月特务机构改组，分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时，由徐、戴两人分任副局长，主持局务，而他只拣了一个军委会参议的闲差，不久，虽被任命为汉口市政府秘书长，又因汉口沦陷而有名无实。一气之下，便以肺病复发为由，跑到昆明养病去了。这一自忖不得志的心态，正是他日后丧失民族大节的根因。
也就在这时候，先已投日的昔日部下李士群为组建汉奸特务机构派员前来游说。结果，两人一拍即合，丁便转道香港到了上海。在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导引下，1939年2月，丁、李两人来到了臭名昭著的虹口重光堂，面谒日本特务头子、对华特别委员会主脑人物土肥原贤二，提交了一份“以组织对组织，以特工对特工”的《上海特工计划》。这一计划，获得了时任日本陆军部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大力举荐，很快为日军参谋本部批准，并规定其直接向参谋本部负责．还指派了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具体联络指导。5月，汪精卫由河内经香港抵沪后，丁氏在影佐、晴气安排下，又在名义上归入了汪的门下。专以汪工作为目标的梅机关成立后，影佐任主脑长官，即从参谋本部划归梅机关领导，晴气担任总联络代表，塚本诚和中岛为常驻联络员。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许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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