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捕内幕
刺丁行动失败了,郑、嵇他们按预案到法国公园碰头后,立即分散避匿。郑躲到了虹口,那是“七十六号”的手伸不到的一个死角。当天晚上,她从虹口给沪西日本宪兵分队长藤野打了一个电话。
郑在电话中试探地问:“我做的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藤野因不知是什么事,便模棱两可地说了几句。挂断电话后,藤野就向林秀澄报告,林告诉了他丁被刺事,并对藤野说:现在郑如 想求日本方面庇护,“只有找你了”。林指示藤野,如果再来电,对郑要“不即不离,不要断绝关系”。这个藤野是比林晚一届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被林认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后来就是他接任特高课长。他会讲法语,与郑很谈得来,有时也一起看看电影,算得上是相处不错的朋友。可是,从未真正受过特工训练的郑苹如,哪具备职业特工的对被侦查的洞察力与反侦查的手段,她根本没想到这个藤野正是林安排专门接近她、掌握她动向的人,并且对她的行动一清二楚。
果然,不出林之所料,郑不仅又打电话给他,还在几天后突然闯到藤野控制的沪西宪兵分队的一个联络点去了。那天,林秀澄接到报告,马上发出逮捕指令,但又说由日方还是由“七十六号”执行,还需协调一下。至此,郑苹如已实际上被沪西宪兵分队逮捕了。这一被捕细节是林在1974年3月30日接受口述史采访时讲述的,与以往流传的各种说法颇有差异,但可信度较高。
郑苹如怎么会突然只身闯到藤野那儿去的呢?原来,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按照嵇希宗的安排,她打了一个电话给丁默邨,以观察丁的反应。丁接电后先怒气冲冲地说:“你算计我,赶快来自首,否则我杀你全家。”郑马上哭了起来,说自己都已吓出病来了,“你还要冤枉我”。一听郑哭了,丁也立即改变了口气,对郑安抚了一番,还约了再见的日期与地点。对于这个电话,郑苹如他们进行了反复研究,曾让郑逃走,但郑不愿意,因为“赶快来自首,否则我杀你全家”这句话在耳边反复地响着。自己一走了之,老父老母和家人将遭连累,刺丁的任务又没有完成,于国于家都无法交代。再认为买皮大衣完全是临时提出的,谅也抓不到破绽。
台湾中调局与郑静芝都说郑是去自首的。“12月25日那天,吃了饭,姐带了一把白朗宁手枪出了门,我还以为是圣诞大餐呢!”郑静芝如此地说。但中调局档案又记载:“丁逆出言如郑烈士不自首,决格杀全家为胁,烈士自思如此情况,乃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决心,决亲往沪西伪特工总部,再谋觅取机会。”显然是拼命去的。
联贯考察上述史料,结合郑苹如爱国爱家、执著负责的个性,不难看出,自首之说是她对家人的安慰与告别,拼死一搏是她的决心与打算,到藤野那儿去是想利用他谋觅见丁杀了之机会。但是,以旋风般的爱国热情从事谍报工作,却又缺乏特工经验的郑苹如,哪知对手的诡谲呢!12月25日的上门,恰恰是自投罗网。
林交代了藤野将郑苹如拘押起来后,便放下了话筒,驱车来到了“七十六号”。先找了李士群,李说:“我无法答复,这件事你还是问一下老丁吧!”找到丁后,丁马上表态:“我们来抓。”再进行了一番商议,林就决定将郑交给“七十六号”“处置”了。
“于是,我就到藤野少佐处来押解郑苹如,并在当日引渡给‘七十六号’。”“就把她关在一幢大宅院里”,林秀澄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至于“七十六号”派谁去藤野处押解郑苹如的呢,从李士群在逮捕问题上不肯表态看,应当是丁默邨所派。据1946年12月27日“七十六号”特务张振华揭发函中所写:是由林之江,“出动汽车四辆,特务人员二十余人”,将郑“绑回”。据此,诸如什么美琪门口被捕说;藤野陪同进入“七十六号”,涩谷支走藤野,李士群命吴四宝逮捕说;本人进入“七十六号”自首说等等,显然都不可信。其实,晴气也说过是日本宪兵队逮捕郑之后,再交给“七十六号”的。
被捕地点实际是在藤野的沪西宪兵分队地下联络点,“绑回”的地点或是林秀澄所说的“大宅院”。前者可能就是张振华所说的“沪西舞厅”,后者或就是郑南阳在法庭上所述的“潘三省宅”,即开纳路(今武定路)10号。
被捕日期也有颇多说法,犬养健云14日行刺,24日被捕;林秀澄道24日行刺,过年后某日被捕等等,都误。事实当为1946年11月16日郑母致法庭函所认定的1939年12月26日、郑南阳在法庭上所述12月26日下午4时。如郑静芝的12月25日离家之说也不妄的话,则郑被藤野逮捕,到由“七十六号”绑回之间隔了一夜,或许这就是林所说的“引渡时间差”。
坚不吐实
郑苹如被捕后,较长时间关押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所以,在1939年12月份的总部监押的囚犯名单中没有郑的名字。负责看管的是林之江,负责审讯的是佘爱珍和沈耕梅等。
据金雄白说,郑在审讯中“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但此说并无佐证。根据汪曼云、马啸天等所写的材料,都说她只承认情杀,因丁默邨变情别移,这才买凶出气,要让他知道“天底下女人不尽是可欺的”。对郑极尽咒骂之语的晴气也没有提到过郑供认了什么。梅机关要员犬养健在其回忆录中更明确地说:“在被丁审讯时,苹如始终隐瞒真情”。嵇希宗、陈彬、李寒烈等人也都安然无事,看来郑确属坚不吐实。金雄白之说显然不实,其实,他得之的是传闻,又事隔多年,在他写的文字中,连郑的出生年份、所属特工系统都搞错了,更不要说是从林之江嘴中吐出的那些不实之词了。那末,郑苹如是怎样应对审讯的呢?又哭又闹,呼冤叫屈,再就是大骂丁默邨。丁也去审过她一次,不仅同样一无所得,郑反而哭闹得更凶了。
对郑既无好办法,遂作出“感化”的假象,以待最后发落。所以,郑被捕后,表面上没有用刑,生活上也颇优待,让她给家里打过电话,接电话的是南阳,苹如说:“在‘七十六号’里很好,请父母兄弟等不必挂念。银行领款的图章请弟妥为保存,我的皮服请即拿来可穿。”还写过几封信,最后一封信写于1940年1月16日,这些信后来都成为了审丁的罪证,于今都保存在有关卷宗内。不过,据林秀澄说其中有两封信是他们伪造的,大约是他们写了之后,逼郑抄的。某天夜里,一个妇女来到郑家,说是同狱难友,家住新闸路聚庆里(478弄)20号,丈夫叫潘世荣,因丈夫案牵连被押,她带来了一张纸条。这是从报纸上撕下的一张纸角,上写:“爸爸:我很好,请放心!苹。”这张纸条与《良友》画报封面上那张大照片,一起夹在一个大镜框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毁掉了。据此推断,郑后期关押地点似乎变了,不像是忆定盘路37号了,而是在“七十六号”内;张振华也说过,郑在忆定盘路只关了一个月。
大约在关押的初期,一天,来了几个女人,有负责审讯的佘、沈等人,还有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等,据说是杨淑慧要看看“让老丁神魂颠倒的女人究竟是怎么个样子”,这几个女人一进来,其中一个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大骂郑是“妖精”,此人就是赵慧敏,真是“敌人加女人,敌意加醋意”。其他几个在旁煽风点火,议论纷纷,之后,只要她们聚在赵的面前,就会撩拨煽动。金雄白说过,一次在周佛海家吃午饭,这批女人就称:“此豸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在苹如之死上的有些说法,也许即缘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