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日本首相的儿子“与蒋介石谈谈”
1939年，侵华日军攻陷太原、武汉与广州，但有限兵力与偌长战线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近卫内阁的诱降因无重大收效，使那些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愈加不满。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月4日，近卫内阁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平沼内阁。然而，近卫文麿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表，在日本的国策之争中仍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还不时地发出声音和发挥着作用。面对强硬的平沼内阁，重庆国民政府自然看好和怀恋曾经向他们挥动过橄榄枝的近卫文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偷赴重庆，想“与蒋介石谈谈”的事。
这件事极富传奇色彩，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经过大体如下：
近卫文隆是近卫文麿的长子，1915年4月生。近卫文麿有心栽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近卫文隆中学毕业后，便被送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读书。这时的文隆已是一名体态高大匀称，酷爱体育运动，性格爽朗，为人大方，极易接近的帅哥，一手精湛的高尔夫球技，令他跻身全美大学生一流选手之列。虽然学习成绩不突出，但交际广泛，是学生社团核心人物。为此，也带来了花费过大的问题。普林斯敦与哈巴特、埃尔本是美国学费最昂贵的大学，但近卫仍然感到不安，便向老朋友、美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尤金·多曼打探情况，竟发现文隆的花销，是多曼儿子在哈巴特的五六倍，于是，文隆被召回了日本。为了培养他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先让他当了一阵自己的秘书，随即派到了上海，在东亚同文书院当一名学生主事，并协助其叔近卫忠麿，继续寻求与重庆接触的可能。
文隆是那年2月23日来到上海的，半个月后的3月10日，他与郑苹如相识了。按照日本传记小说作家西木正明据一些文献与采访资料写成的小说，那天的相识很戏剧性。
大约在上午11时稍过，文隆与一个犯有过错的学生谈完话，刚回到办公室，他的助手近藤向他报告，说有一位未经约会的女客来访，反正当时没什么事，他便答应会见。按西木正明所写，当郑走进文隆办公室时，“像微风中飘舞的一杆花枝”，文隆顿时“惊呆了”，郑穿着一袭橙色的旗袍，双叉略高于膝头，无论颜色与款式都十分得体。小小的鹅蛋脸，宽宽的额头，两道弓形的眉毛，眼角略微上翘，双眼皮，大眼睛，淡茶色的眼珠，一汪秋水。长长的头发，于脑后扎成一束，自然地泻在双肩上。一双白色高跟鞋，使她那5.3尺(日制1尺等于30公分)的身材略显高挑。苗条的身体好像芭蕾舞演员没有一点赘肉，右侧一个浅浅的小酒窝，使充满青春气息的脸上春风浩荡。她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向文隆抱歉，她说：“尽管母亲一再教育过我，未经约会的拜访是十分失礼的，但您的朋友张伟珠告诉我，您很随和，没关系的。于是，我还是来了。”可是，文隆并没有听清她在讲些什么，在悦耳动听的声音中，眼前只有洁白的皓齿和粉红色的舌头在翕动。他破例没有叫近藤而是自己起身为她倒茶，却在不自禁的慌慌张张中碰翻了杯子。
郑所说的张伟珠，是文隆随父亲来上海时，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西劳士酒吧认识的一名侍女，文隆这次来沪后曾去找过她。据郑后来告诉文隆，张是上海一位家具巨商的女儿，战争爆发后，家人们去了内地，她则在舅舅开
设的西劳士内独立谋生。那天，文隆大体知道了苹如是中日混血儿，很想去日本留学，找他是为了了解和学习日本的贵族文化。文隆邀请她共进午餐，苹如以下午要上班而婉辞了，但答应下班后再见。
那天晚上他们约在外滩沙逊大楼内的凯撒酒吧见面，尽管下着雨，文隆还是坐了黄包车，于6时55分提前到达等候，而苹如也按上流社会的礼节于7时过5分钟进了酒吧。晚上的苹如又是另一副打扮，换了一件十分亮丽的旗袍，化了浓妆，头发也梳了起来，引得满座注目。那天，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喝了酒，文隆邀请她一起跳舞，苹如仍以次日要上班而推拒了。大约到10点钟，文隆将苹如送了回去，那是一处很小的民宅，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附近。
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描写，西木正明既非目击者，所见文献也绝不会如此生动逼真，其中不乏想像和臆测，但却深刻描写出文隆对苹如的一见钟情。
那天，文隆回到同文书院，开始魂不守舍了，却又无法与郑苹如取得联系。一天下来，虽然谈得很多，但仍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在一家日本公司当翻译，问如何联系她，郑苹如则说：“我来联系你。”
度日如年地过去了两天，第三天下午3时许，苹如来电了，约他6时仍在凯撒酒吧见面。那天晚上，吃完了饭，他们漫步在外滩江边。从此，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凯司令、西劳士、D.D.S，等咖吧酒吧，帕拉马温夜总会，大光明、国泰、兰心等影院戏院，华懋、礼查等饭店，还有新新、先施、永安等，当时上海最时尚的场所，都留下了这对俊男靓女的身影。
这段日子里，这场战争自然也是谈话的经常主题，文隆毫无顾忌地述说了他对这场战争的厌恶，苹如也有意地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这场战争的恶果，如4月2日，在苹如的带引下，他们去了南市，参观了法籍神父饶家驹创办的难民营，看到了难民们贫病交加的凄惨，听到了伤残者缺医少药的呻吟。双方都认为应该立即停战，应当谈判，也谈了对汪精卫的看法，苹如说“扶持汪精卫没有实际意义，只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感，应该与蒋介石沟通”。文隆表示了同感。苹如半真半假地怂恿文隆去重庆，与“蒋介石谈谈”，回去再向父亲报告。文隆说很愿意这样做，本来就负有寻找接触渠道的使命。4月8日，苹如将文隆带到了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一位名叫高恩博的人的家中，说他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老板。那位高老板表示可以帮助安排他去重庆。20日那天，文隆按照前一天的电话通知，去了英国领事馆，一位接待他的人说，已通知重庆方面，将安排他秘密赴重庆见蒋一面。
与此同时，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愈来愈亲密了。5月7日星期天，在东亚同文书院运动会上，以“女友”的名义，文隆正式将苹如带到了同事面前，还发了一封信给妹夫细川，明白地写下要“娶苹如为妻”的心思。
14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两人先在大光明看了场美国影片《人猿泰山》，又逛了新新公司，文隆为苹如买了一串珍珠项链，随即来到了苹如的“住所”。这是文隆第一次去她的“家”，那是位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近的一幢三层小楼，苹如的住所只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就在那儿，苹如向文隆表明了自己是“为尽快停止这场战争在工作”，接着告诉文隆：已接上峰的指示，立即送他去重庆，路上大约要一个星期，让他带些衣服。听到这个消息，文隆很高兴。随即又不高兴了，原来只是他一个人去，苹如因“另有工作”无法同去。“会有人来接应的”，苹如安慰地说。
突然，有人送来了通知，日本宪兵队便衣马上就到，苹如不得不立即离去。第二天，文隆被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不久，被遣返回了日本。之后，影佐指使和堀场两名下属，一再向军部告文隆的状，检举他这种有损帝国的行为，给近卫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文隆终于被征发到中国东北去了，并成了苏军俘虏，在西伯利亚关押了十多年。1954年鸠山一郎组阁后，在苏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谈妥了将他放回，文隆却在临行前夕，突然病亡。
文隆返回日本后，依旧难于忘情，以需整理所遗物品名义回过一次上海。一到上海，他便去找张伟珠，打听苹如的下落。张告诉他“一年半载也不会碰到她的”。失望之余，他留下了印有东京地址的名片，央张交给苹如，希望苹如能去日本找他，即使是在战后。怀着永远的思念与痛楚，文隆才真正地离开了上海。
那么，郑苹如到哪去了呢?14日那天，她离开了拉都路小屋，很快闪人了高恩博的住宅，据日本宪兵队密探的报告“一直未见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就似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上海的社交圈中看不到她的身影。
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潜往重庆事，由于居于主导地位的谋略军人与战争扩大派的破坏而未果。但在后来各类回忆中，大多抽去了两人于制止战争上的共识，变成了“绑架人质”而广为流布。惟有文隆的嗣孙近卫忠大所著《太平洋战争中的近卫家族》和西木正明依据史实撰写的近卫文隆传记体小说两书，较为如实地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实质，也比较翔实地反映了郑苹如谍报工作的战略价值。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许洪新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