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从从东方到西方的传播之路
东方的鼠疫是怎样传播到西方去的呢?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的鼠疫传播与商业贸易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包 括了中国的全部、几乎所有的俄国、中亚地区、伊朗和伊拉克。这一时期, 穿越亚洲的陆上商队贸易达到了繁盛的顶点。在各条商路中,北边的商路最为重要。商路上人来人往,打破了往日草原上的安宁。人们与草原上啮 齿动物的接触增加,鼠疫菌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四处传播。
草原上的啮齿动物种类众多,多斯引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说蒙 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完全靠肉和奶维持生存,也包括捕猎一些小动物。草原上有一种通常称之为“法老”的老鼠,它们或许是老鼠,或许是旱獭。在 夏天广阔的草原上,到处都可以看见鼠或獭的影子。现代鼠疫生态学告诉我们,同属于啮齿类的獭也是鼠疫菌的寄主。捕鼠或捕獭的行为直接造成 了疫鼠或疫獭与人类的接触,可能引起人间鼠疫的流行。
多斯认为,14世纪中叶,从亚洲到欧洲的商路主要有三条:其一,陆路从蒙古和中国北部通过土耳其到黑海地区;其二,海路从印度和中国出 发,通过印度洋和波斯湾到达Fertile Crexcent,那是中东一个商品集散地;其三,海陆从远东通过印度洋和红海到达埃及。鼠疫通过第二、三条路线传入的可能性不大。在鼠疫传入克里米亚或地中海地区之前,没有证 据说鼠疫传入了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和埃及。进一步说,这两条路线可能事先已将鼠疫带到了印度,却没有可靠的证据说这事发生在鼠疫传入中 东之前。
黑海 亚洲的商路是13~14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商路,也是鼠疫传播最可能的道路。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包括中国、土耳其、波斯和南部俄国 在内的庞大帝国,消除了传统的国家疆界。14世纪,这条北部跨越大陆的道路连接热那亚、克里米亚和北京,中间经过的地方有伏尔加河下游的 Sarai、Otrar、Talas、Balasagun、伊息库尔(Issyk Kul)湖西。从伊息库尔出发,一条路向北经过天山进入蒙古,途径Imil、Black Irtysh 和Urungu河到达喀拉和林(Karakorum),即蒙古首都,从此再到北京。另一条路从伊息库尔西部到Almalik,这是伊犁河的上游,再到Beshbaligh (今天的Dzimsa)、哈密和甘肃的肃州,然后进入中国本土。
俄国考古学家科尔森(Chwolson)在伊息库尔湖邻近地区发现一些墓碑,表明这一地区在14世纪发生过不同寻常的高死亡率。在现存的611块墓碑中,有三块墓碑记载墓主死于鼠疫。多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转引具体的碑文,但我们相信,碑文上一定有关于墓主患者症状的记载,才使今 天的研究者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鼠疫袭来时,人口大量且迅速地死亡,掩埋唯恐不及,更谈不上制作墓碑。推测三块墓碑的主人或者死于疫情发生 初期,人们在掩埋时,还会按照风俗为其制作墓碑;或者他们出身高贵,家庭富裕,生者铭碑以志纪念。这三块墓碑真是非同寻常,为我们保留了关 于那个时代珍贵的信息。鼠疫随着商人和他们的车队、旅行者和部落迁徙而渐渐地西移。
鼠疫袭击了一系列俄罗斯南部的城市,如Golden Horde、Sarai、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等。从阿斯特拉罕出发往南通过Caucasus,袭击了阿塞拜疆和大阿美尼亚。当时拜占庭的历史学家记载了这件事。现有的 证据表明,在14世纪鼠疫西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卡法(Kaffa)战役。卡法是克里米亚地区的贸易大城,1266年,蒙古人将卡法,稍后又将 Tana让与热那亚人。克里米亚人在卡法建立起商栈。1343年时,蒙古人将意大利商人驱逐出Tana,随后又将他们围困在卡法城中。在1345~1346 年的卡法围城之役中,蒙古军队中发生鼠疫流行。蒙古军队像他们往常所做的一样,将同伴的死尸抛入城墙中,城里的基督徒们又将蒙古人抛进来 的尸体抛入墙外的海中。鼠疫就这样流行开来。一些热那亚人乘船逃往君士坦丁堡。鼠疫开始了在西欧大陆的流行。上文援引了罗斯·琼斯的记载, 说1347年10月初,三艘热那亚人的商船驶进西西里岛,意大利的厄运从此开始了。
在地中海地区,距离上一次鼠疫流行,即6世纪中叶开始而于大约200 年以后结束的所谓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an)已经有600年。在这600年间,不知什么原因,鼠疫在欧洲消失了。现在,来自亚洲的鼠疫 卷土重来,整个欧洲的厄运从此开始了。
我们之所以说是来自亚洲,而不说是来自中国的鼠疫,是因为,在本书第二章,我们推测蒙古草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汉代 丝绸之路的开辟。起源于热带非洲的鼠疫,经由中东、中亚进入东亚。如 是,则中亚地区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有着比蒙古草原鼠疫疫源地更长更悠久的历史。14世纪,蒙古军队的活动、大群商人的往来,扰乱了中 亚草原的平静,此地的鼠间鼠疫很容易转化为人间鼠疫。从此角度观察,中亚草原可能是14世纪欧洲大鼠疫的疫源地。
为什么不将欧洲大鼠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有一种说法是,欧洲人之所以将鼠疫称作“黑死病”,是因为他们看见患者死时尸体呈黑色。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在我们接触到的文献中,从来未见有 此类记载。从上面的引文来看,在西方人的记载中,“疙瘩”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症状。在这点上,西方的鼠疫记录者与中国相似,东方与西方之 间没有差别。除此之外,在同时代的西方人看来,漫天的“毒雾”是黑色的,它与另一类象征性的动物与人——黑色的马和黑色的巨人——一道, 也具有了象征的意义。
黑死病的名称,一般都认为来自1348年。这个名称反映了人 们对于这种可怕的疾病的恐惧:在人们的想象中,一个人骑在一 匹黑马上,一个黑色的巨人伴随着,他的头伸到了屋顶上面。
琼斯·罗尔继续描写道:
一首芬兰歌曲响起来了,祈求鼠疫赶快离开:乘坐为它准备 的黑色的北方马车,到那钢铁般坚硬的山冈上去。丑陋的鼠疫,是寺庙或教堂里的焚烧、埋葬、禁闭和流放。它不仅是一个胡言乱 语的流浪汉或盲女人,也是一个骑着一匹黑马的男人,一个驾着一艘三桅帆船的黑人。这个邪恶的流浪者竟然来到了村庄上,它 伏在人们的背上,用一把扫帚清扫着庭院,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死亡。
坚硬的山冈、北方驰来的黑色的马和大车、盲女人、骑黑马的男人、驾着三桅船的黑人、邪恶的流浪者等等,都构成了鼠疫的象征。恐惧总是和 黑色联系在一起的,“浓雾”或“毒雾”构成一个与“黑色”相连的意象。在12~14世纪的中国,文化人对于鼠疫几乎没有反应。他们或是对鼠疫感 到恐怖?因恐怖而感到害怕?因害怕而无视这一巨大的灾难?死亡的细节几乎没有被人记载。民间传说中的“七日大雾”是疫区人们某种恐惧心理 的变态性反映,可以和西方的传说相吻合。只不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文献中,没有留下更多更详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