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献：鼠疫来自中国
前文引元人端效方有关鼠疫的记载称：“时疫疙瘩肿毒病者……自天眷、皇统间，生于岭北，次于太原，后于燕蓟山野村坊，颇罹此患，至今 不绝，互相传染，多致死亡，有不保其家者。”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不绝”一句，清楚地揭示出在端效方生活的时代，华北鼠疫仍在流行。这是目前 所见中文文献中唯一一条有关元代鼠疫流行的记载。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成吉思汗建立的跨越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消除了亚洲、欧洲之间的地理障碍，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物质流动，不 仅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大批的中亚商人以及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们对于中国情况的了解，明显要强于他们的先辈。可惜的是，在马可波罗的游记 中，我们并没有找到有关中国流行鼠疫的蛛丝马迹。
不过，在西方的文献中，却存在着对于这一时期中国鼠疫的描写，尽 管这一描写只是有关欧洲鼠疫记载的副产品。与欧洲关于他们自己疫病的 描述相比，有关中国的记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先回顾一下欧洲的疫情。琼斯·罗尔（Johannes Nohl）对于欧洲鼠疫的描述是从意大利开始的。
“呵，幸福的后代，你们没有经历这样巨大的悲伤，只会将我们的经历当作一个寓言。”这句话来自帕特克（Petrarch）一封著名 的信。在这封信中，他向朋友描述了佛罗伦萨的城镇如何遭到黑死病的袭击。从1345到1350年，欧洲人口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死于此疫。20万个城镇和村庄人口灭绝，死尸狼藉。有一个估计说，欧洲的死亡人口达到42836486。
600年时间过去了，帕特克当年的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在留存至今 的许许多多的信件、日记、档案及其他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将尘封的历史从发黄的纸片中唤醒，大灾难的各种细节逐渐地展现了出来。
当墨西拿（Messina）的居民发现这突如其来的死神是由热那 亚的船只带来的时候，他们迅速命令热那亚人离开港口和城市。然而邪恶仍在，并引发更大规模的死亡。不久，人们相互仇恨，甚 至儿子患病，父亲也不去照顾。如果做父亲的敢于接近患病的儿子，他也会马上染病，三天之内必死。不仅如此，同一座屋里的 人，甚至猫和其他家畜也会接着死去。墨西拿城死亡的人口越来越多，许多人向神父祷告，请求宽恕。但是，教士们、神父们拒 绝进入患者的屋子。如果有人敢于这样做，则必死无疑……尸体被抛在屋子里，教士、儿子、父亲、亲戚们都不敢进入，被雇佣 的奴仆冒着极大的风险去掩埋尸体。人死而房门洞开，屋里留下珍贵的金银珠宝，想进屋的人不会有任何障碍。鼠疫来势凶猛，不 久奴仆短缺，以至于最后根本就没有奴仆了。灾难达到顶点时，墨 西拿人开始外逃。
这场疫病还与中国有关。琼斯·罗尔继续说：
鼠疫起源于中国。传说在1333年，一场可怕的散发恶臭和毒 气的大雾之后，中国开始了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从中国开始，经过印度、波斯和俄国这三条主要的商业通道，然后到达欧洲。一 位法国的男修道士描述鼠疫传入西西里岛的情形：“1347年的10 月初，12艘热那亚人的帆船驶进了墨西拿港口。帆船带来了可怕 的疾病，任何与他们交谈的人都被疾病袭倒，没有人能够幸免一死。所有与他们接触的人都染上了疾病。疼痛遍布全身，沟股间 及腋下出现一个小扁豆大小的肿块，人们称之为“燃烧的疙瘩” （born boil）。继而患者开始呕血，因无药物可治，三天内，患者死亡。不仅与患者接触者死亡，而且那些摸过或使用过患者东西的 人也会死亡。
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还会描绘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中，在意大利乃至欧洲发生的一幕幕惨剧。现在的叙述必须回到前一段引文中去。“1333 年”、“中国”、“散发恶臭和毒气的大雾”，在中国，133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欧洲人关于中国的传说，到底是不是事实？
多斯（Michael W. Dols）是一位研究中东地区鼠疫流行史的专家，他的论述中涉及许多14世纪中东地区的商人、作家对于中国发生的大瘟疫 的描述。
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2个25年出现了异乎 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 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 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华迪（Ibn al-wardi）亲历了阿勒波（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 的。这一区域是中亚或蒙古，但不是中国。这场传染病在那里肆 虐了15年。
马克里兹（Al-Maqrizi）是马穆鲁克（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 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在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 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马克里兹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 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本人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 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
处于燕京和高丽之间的这个Khitai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们无法知详。按照发音，似乎可以将其译为“吉泰”，但是，在这一区域，我们找不到与 此音相谐的地名。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燕北蒙古高原上的一处地名，而未必是按照今天的交通路线处于北京至朝鲜半岛之间的某一地方。无论在时 间还是在空间上，记叙此事的埃及作家离这一事件都相当遥远，他已搞不清这些地名所指的方位了。况且这些来自东方的信息，本身也是通过中东 商人们的口耳相传才得以传递的。
确实，《元史·五行志》有相似的记载，如1313年、1354年和1358年北京城就相继出现三次大疫。在最后一次大疫中，集聚于北京城中的河南、 山东流民死亡者多达20余万。1353年，处于蒙古高原边缘的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这一切都和多斯的描述吻合。皇子死亡的记载不详，但按照《元 史》的记载，35岁的泰定帝，29岁的明宗，28岁的文宗相继于14世纪20 至30年代的几年中“崩”或“暴崩”于上都；此前，成宗41岁，武宗30 岁，仁宗35岁相继死亡，死亡地点不是上都，就是大都。可见在蒙古高原和北中国地区，确实有长时间的大规模的瘟疫流行。
从其他资料看，元代的北京已经是一座疫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多见 于记载：
至元十七年，（塔出）入觐，赐劳有加，复命行省于江西，寻 以疾卒以京师，时年三十七。
（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 召还……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
脱力世官，畏吾人也……未几入觐，卒于京师。
三人都属于急性传染病死亡。同样的例证还可以找到：
（铁木儿塔识）从幸上京还，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 年四十六。
铁木儿塔识的死亡是跟随皇帝从上都返大都后暴病而死的。我们怀疑 他染病的地点是在上都，或是在从上都至大都的途中。上都地处滦河上游，正是今日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鼠疫自然疫源地。根据现代生态学的调查， 达乌尔黄鼠是当地主要的宿主。黄鼠的鼠疫流行，将鼠疫菌传给褐家鼠，然后由褐家鼠的寄生蚤——印度客蚤的媒介作用引起褐家鼠间的鼠疫流行， 并由此途径传播给人；或者，由方形黄鼠蚤直接在野外将鼠疫传播给人，从而引起人间鼠疫的流行。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曹树基 李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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