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 作者：陈扬勇 重庆出版社
简介：1971年9月13日凌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情：两年前刚被“九大”选为党中央副主席、被新党章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林彪，因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败露，私调飞机，仓皇出逃叛国。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危难之际，周恩来临危不乱，指挥若定，连续三六三夜没有合眼，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目录：
一、林彪叛逃
二、邓小平复出
三、保护外国专家
一、林彪叛逃
1、林彪叛逃
1971年9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紧闭着的宽大玻璃窗拉上了深绿色的帷幕。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到会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们，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等也都在座。
10时4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张耀祠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张耀祠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分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周恩来离开会场，匆匆来到他在大会堂办公的地方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
话筒里响起了张耀祠的声音：“总理，刚才接到张宏（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立衡(林彪之女，又叫林豆豆)来队部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林彪的专机256号。”
周恩来大吃一惊。
1970年8月庐山会议时，林彪及其一伙有预谋地搞“突然袭击”，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是，毛泽东对林彪比较“客气”，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最后希望，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这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曾受毛泽东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找林彪，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据此，难以推断林彪会走到叛逃这一步啊！
1972年8月，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们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报告时说：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林彪）会跑，因查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胆战心惊，逃跑了。
然而，报告林彪要叛逃的恰恰是林彪的女儿。周恩来知道林豆豆同她的家庭一直存在着矛盾。林豆豆的这个报告，会不会夹杂着家庭纠纷的因素呢?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党章指定了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要叛逃，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稍有延宕，将会给党和国家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这恐怕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政治风浪的周恩来碰到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事件之一。周恩来的思维在高速地运转……在情况不明的危急关头，要求在瞬间片刻对一件如此复杂的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对一个久经风霜的政治家素质的全面检测。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作出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作出的唯一的正确决断。
当时在北戴河林彪住地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队长姜作寿后来回忆了汪东兴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汪东兴对他说：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只能说让你们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情况复杂啊！复杂得很啊！
周恩来随即又问张耀祠现在在什么地方？张耀祠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恩来此话的用意是了解毛泽东在哪里。因为张耀祠总是在毛泽东身边。
放下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
与会人员从周恩来紧锁的眉头和凝重的神情推测，可能哪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急需总理处理。但绝对料想不到是林彪要出逃。
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必须迅速查明情况。
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
吴法宪：“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吴法宪支支吾吾。他也确实不知道。林彪还没来得及通知他。
“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又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
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林彪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
夜航试飞是胡萍欺骗周恩来的谎言。
周恩来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
过了一会，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
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叶群撒谎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林彪的住地，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
9月8日，林彪下达了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命令，准备把毛泽东暗杀于南巡途中。林立果亲往“督战”。但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察觉到林彪一伙的一些活动后，命令专列风驰电掣，一路不停，于12日中午安全返回了北京，粉碎了林立果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林彪、林立果、叶群等顿时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林立果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林彪面如死灰，两眼发直。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前苏联伊尔库茨克。
晚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
“总理啊，首长（指林彪）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周恩来仍是沿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凡关系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保密语言。
叶群：“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
周恩来：“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
叶群：“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又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周恩来证实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他们的这次行动有鬼，有阴谋。”周恩来放下电话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杨德中当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周恩来的警卫工作。他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然理解总理派去“协助”的含意。
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
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林彪一伙的联系。
下达完命令后，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深夜12点。
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准备只身投入虎穴……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林彪一伙原打算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紧紧追查停留在山海关的飞机使他们觉得南逃的阴谋败露，于是便决计叛逃国外。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96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关于林彪一伙逃离北戴河的情形，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有过详细回忆？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李文普听说林彪要去伊尔库茨克，意识到他们要叛逃，后中途从车上跳下来，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他的回忆是真实的。姜作寿大队长也回忆说？
大约11时半左右，首长（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96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58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我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距姜作寿大队长不远，6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也在试图阻拦，也险些被风驰电掣的红旗车撞上。肖中队长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无奈这是一辆红旗防弹车，事后检查，这两枪打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两个小白点。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还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就在林彪一伙疯狂出逃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了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林彪的大红旗。尽管张宏副团长和姜作寿大队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林彪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
但是，李作鹏没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下达命令。
9月13日零点22分左右，林彪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的左后方戛然而止。
当时的256号飞机正在加油，油罐车的管子还连着256号飞机。
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统帅！”
林彪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没戴帽子。他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今天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北戴河96号楼。
林立果第三个跳下车，提着手枪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人们赶快登机。
一切太突然了。这时，林彪专机组的9名成员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
13日凌晨零点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刘沛丰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2、断然应变
几乎在林彪座机起飞的同时，周恩来接到了林彪强行起飞的报告。
为了最后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电波，连续不断地撞击256号飞机，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分析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讯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
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林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
“0点46分，航向310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
“现在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方向正北。”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室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13日凌晨1点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由于当时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1时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又过了一会，256号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至此，林彪一伙叛逃的面目彻底暴露。
周恩来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厅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毯上的声音仿佛都听得见。
林彪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
周恩来告诉大家：请你们呆在这里，都不要离开新疆厅。
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走出新疆厅，对厅外的环境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准进入，所有随领导们进来的人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新疆厅。”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有一个北小厅，宽大的办公桌上摆着军用电话和各种电话，旁边还有一张小床。这里是周恩来常来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在这里，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应对林彪事件的一系列紧急措施。
首先，周恩来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5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
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
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
随后，周恩来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使对方听懂，周恩来既含蓄又清楚地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一时还没听明白，还在电话中提问是谁跑了。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
这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
13日凌晨3时15分，林彪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他们携带大量文件，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坐镇在空军作战部的李德生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果断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随即派出了8架次战斗机拦截，但因为天黑没有及时找到这架直升机。
好在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有高度政治觉悟、智勇双全的同志，在得知周宇驰他们的阴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落地时，他和周宇驰等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随即赶来的战士捕获。
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心脏，安全至关重要，一点纰漏都出不得。为了确保北京首都的安全和稳定，周恩来又把北京市、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通报情况，并部署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38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6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就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考虑到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为了确保北京卫戍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部署的应变措施。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在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人民大会堂外面，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天安门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又能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刚刚渡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北小厅，周恩来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
从12日晚上7点半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走出北小厅，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
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大约谈了半个小时。
从毛泽东处回来后，正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电话。
许世友的嗓门很大：“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其他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毛主席放心。”
“好啊，世友同志，有情况随时报告。”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昨晚以来难得的一丝笑意。
类似的电话还有一个，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电话是打到中南海西花厅的。秘书纪东接的电话。丁盛在电话里说：请报告总理，我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已经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周恩来得知后，吩咐把纪东叫到了人民大会堂，暂不要回西花厅。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密。
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从12日下午5点多从西花厅出来到13日一整天，周恩来都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在西花厅的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政治经验丰富的邓颖超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什么大事了，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周恩来早点散会，而是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周恩来吃药。1967年，周恩来就已检查出患了冠心病。
13日晚上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这可能是关于林彪座机坠毁的最早消息。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这架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的飞机就是林彪的座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恩来一定会把它与林彪的座机联系起来。因为从时间上和方向上都存在这个可能。
那么，接下来，周恩来会不会电告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要他们密切注意这件事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想，目前还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是否有这样的动作。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倦。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北小厅躺下休息了。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躺下休息前，周恩来告诉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
下午2时，刚刚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预感到可能有林彪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
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我国一架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一女的。机号：256。
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虽然报告未说明那架飞机就是林彪座机(当时我驻蒙使馆也不知道)，但是，周恩来已猜到十有###了。他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这一进去，周恩来和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
从118厅出来后，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在这天的晚餐时，周恩来破例喝了点茅台酒。
从14日午夜开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事件的经过，要求各单位的领导回去后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
分批的通报会到15日下午4时才结束。至此，73岁高龄的周恩来几乎连续紧张地忙碌了整整3天3夜，中间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憩，总共也不足5个小时。
当周恩来迈着疲惫的双腿离开大会堂回到西花厅时，等候在门口的邓颖超心疼地对周恩来说：“老伴啊，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
两个多月后，周恩来对在京的上层爱国人士回顾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之夜时说：“事后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
3、林彪死了
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周恩来大大松了口气。它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势力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然而，就国内来说；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紧急战备状态仍未解除。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
为此，周恩来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这是因为：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更不要说相信这是事实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顾虑的“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问题。因此，如果过早地把林彪事件泄露出去，不但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而且可能会使林彪集团的一些党羽铤而走险，挑起暴乱。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当时在空军司令部任职、后来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老同志。他告诉我，后来空军向高级干部传达林彪事件时，空军司令部的一位二级部部长竟当场站起来，指责文件是胡说八道。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我驻蒙使馆的密报后，立即指示：将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自启封；今天驻蒙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向他们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9月14日，我驻蒙使馆的一位干部在归国休假路过中蒙边境时，向我某边防站站长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的事。该边防站站长把这一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将这个边防站站长隔离起来，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道这一消息的26个人谁也不许扩散。
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
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作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
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
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同志就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天安门广场上，成群的学生仍旧在为庆祝国庆操练队列，仍旧高喊“向林副主席学习！向林副主席致敬！”的口号。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从当时获取的一些材料就已见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当时分别任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总后勤部部长，都身居要职，手握兵权。如何处理这几个人，关系重大。考虑到他们过去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都有过战功，毛泽东对他们还是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希望他们能主动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非但不主动揭发林彪的问题，也不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在家里拼命烧材料，销毁罪证。对他们的活动，周恩来已经觉察。
9月23日，林彪事件后的第十天，毛泽东要汪东兴询问周恩来有关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立即来到毛泽东处报告了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看来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已经到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立即布置逮捕黄、吴、李、邱等人的工作。
本来打算在23日晚上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但因为第二天上午李先念要率代表团去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去机场送行，而林彪事件尚未对外公开，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仍需要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周恩来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商量，临时决定改在24日上午。以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通知黄、吴、李、邱24日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23日晚上，周恩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一切都已布置完毕。
24日上午7点多，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李先念送行。纪登奎、邱会作等先一步等候在候机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气氛没有丝毫的异常。只有知情的杨德中等人，始终紧随在周恩来的左右，警惕着周围的动向。
送走李先念后，周恩来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主席的指示。”纪登奎知道这个会是要解决黄、吴、李、邱的。
在回城里的路上，周恩来对同车的杨德中说：“把车开快一点，我们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单独谈一谈，争取让他多交代些问题。”
不料，周恩来的座车提速，在后面的邱会作等人的车也加快速度跟了上来。
本来中央领导人专用的红旗车上配备了通讯设施，但因为反窃听都拆掉了。杨德中心里只能干着急。
大会堂北门，邱会作的车与周恩来的座车几乎同时停下。尽管杨德中抢先下车，但已来不及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执行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邱会作隔离到了福建厅。
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在东大厅等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点，黄永胜、李作鹏先后来到，与邱会作一起隔离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迟迟未到。
周恩来在东大厅来回走动。叶剑英急了，甚至要北京卫戍区作好到住地逮捕的准备。
过了十几分钟，吴法宪终于来了。
警卫森严的福建厅，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黄、吴、李、邱4人已经觉察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都低着头沉默无语。
当周恩来走进福建厅时，他们4人惶恐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还是一一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还是有过战功的老同志。
落座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4人实行离职反省。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
“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连，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宣布完后，周恩来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黄、吴、李、邱4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周恩来随即下令将他们4人带走。
黄、吴、李、邱是林彪集团的4员干将，对他们的隔离审查，是中央在林彪事件后采取的又一重大行动。同日，周恩来召集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4人的决定。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知，通知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
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抓捕归案。
林彪叛逃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为避免引起大的震动，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原则，先是在9月18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9月28日扩大到地、师一级，10月下旬传达到全国人民。继短暂的惊讶唏嘘之后，举国上下发出了阵阵欢呼。
二、邓小平复出
1、邓小平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一个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甚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现在，林彪覆亡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还指出：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周恩来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听到了周恩来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
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便于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以便他复出后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即批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参阅。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有职还得有权，不能有职无权。
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人到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6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希望，全在这一刻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手势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字里行间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邓小平）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3月29日，周恩来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同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两天后，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借机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的决定。他说：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当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重新树立邓小平的威信。
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政要介绍邓小平。他在陪同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外地参观时，向特鲁多等人这样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4月9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心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代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4月12日晚，也就是邓小平去看望周恩来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也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七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次活动，也就等于公开向国内外昭示：邓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
2、陈毅追悼会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
周恩来和陈毅的情谊，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拼全力保护陈毅。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不惜以亲自陪斗的方式。他还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揪斗陈毅，除非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此情此意，真是感天地泣鬼神。毛泽东曾笑着对周恩来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尽管有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但陈毅元帅仍然被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被指责为“二月逆流”成员的老干部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
心情郁闷的陈毅患上了直肠癌。为挽救陈毅的生命，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送到北京日坛医院治疗，亲自找医生了解陈毅的病情，又亲自批准了日坛医院给陈毅的手术方案。
在对陈毅进行手术的过程中，周恩来派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卞志强到手术现场，随时听取手术情况汇报。并嘱咐：切下的癌组织要让张茜同志看看，但要让她保密，不要告诉陈老总。
1972年1月2日深夜，周恩来得知陈毅病危时，立即放下手头工作，驱车赶往日坛医院看望，与陈毅掩门长谈。这是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会面。
1月6日，陈毅同志的生命处于弥留之际，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毛泽东住处商谈工作。也许是心灵的感应，谈完工作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向陈毅转达了毛泽东的话。此时的陈毅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毛泽东的话他是听得一清二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几个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
陈毅逝世，周恩来十分悲痛。1月8日，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
而更让周恩来费神的是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文件规定，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举办，“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追悼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请内宾，不请外宾；参加人数为500人。
陈毅的悼词连头带尾600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周恩来在审阅时，加写了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改完后，周恩来将陈毅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那段功过评价的文字，并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然而，就在追悼会即将开始的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的意义重大。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是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也是极为有利的。
周恩来迅即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他以最快的速度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负责人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参加。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
布置完毕后，周恩来立即驱车早早赶到八宝山悼念大厅，亲自检查和调整花圈的摆放位置和供暖情况。北京的1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八宝山的贵宾休息室没有暖气，工作人员临时点了几个煤球炉，但仍觉得寒气袭人，周恩来指示再增加几个电热器，以保证毛泽东不被冻着。
贵宾休息室的室温还没上来，毛泽东的专车就来到了八宝山，此时离追悼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毛泽东里穿睡袍、外罩一件大衣，面容极度疲惫。
周恩来迎上前去问候毛泽东，同时责怪卫士：“你们怎么让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卫士带着哭腔说：“主席午睡不久，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大声说走，说着就下床往门外走，拦都拦不住。我们随手抓了一件大衣就追出来了。”
毛泽东的头发较长且显得有些凌乱。在汽车里，卫士以手代梳为他抹了抹，才显得整齐了些。
周恩来把毛泽东迎进休息室在沙发上坐下。
“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毛泽东一坐下提出要见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
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泽东的手，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看着悲咽的张茜，不禁也凄然泪下。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毛泽东又一一问及陈毅几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一一作了介绍。
毛泽东勉励陈毅同志的几个孩子：“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听到毛泽东这样说，周恩来的心里也感到无比欣慰。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到达追悼会会场，来到休息室。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来了。还有宋庆龄、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康克清、李先念、李富春、李德生、郭沫若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也来了。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今天是为陈毅同志举行追悼会。陈毅同志是拥护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林彪，他跑了！他的飞机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他摔死了！”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外宾公开披露林彪叛逃身亡的消息。
这时，叶剑英起身轻轻来到周恩来身边，把两页文稿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叶剑英没有作声，只是专注地望着周恩来，同时双手抱拳在周恩来面前拱了拱，转身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周恩来展开文稿一看，明白了。原来叶剑英要周恩来为陈毅致悼词。
叶剑英的做法也很到位，周恩来没有推辞。
悼词依旧是原来拟好的，不足600字。然而，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参加，周恩来致悼词，陈毅追悼会的规格和意义都大不相同了。这无论是对死者还是对生者，都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对广大老干部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追悼会上，周恩来念着悼词，深情地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1500多人的会场笼罩在深深的哀痛中，人群里不时传出低低的悲咽声。
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也是他建国以来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大会之一。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的悼词和西哈努克撰写的悼文。此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更让周恩来感到鼓舞的是毛泽东的亲自参加和他对陈毅所作的评价。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的含意远远超出了参加陈毅追悼会本身，而是向全国发出了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给予“解放”和平反。
毛泽东发出的这种“暗示”，对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的周恩来来说，是一个期盼已久的“信号”，也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被受到错误批判的广大老干部一个企盼已久的“信号”。
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抓住机会，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
3、贺龙平反
对贺龙元帅冤案的平反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程。
贺龙元帅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蓄谋打倒的。1967年9月，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的政治局碰头会作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并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康生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的问题。”
所谓“二变”，完全是强加在贺龙身上两项莫须有的罪名。
一是所谓的贺龙在1966年搞“二月兵变”。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这时，正是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二是所谓的贺龙在历史上有“叛变”。
1967年2月，原国民党官员的一个子女给中央写信，诬告贺龙1933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头，商谈叛变活动。
蒋介石派人劝降贺龙，是确有其事。1933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失陷，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异常艰苦。蒋介石以为贺龙已是英雄末路，就派贺龙的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熊贡卿前往贺龙部游说，企图劝贺龙投降蒋介石。贺龙当即将此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汇报了，并把熊贡卿交群众公审后枪毙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曾专门就此事给中央有一个报告。报告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对这段公案，康生是清楚的。然而，为了呼应林彪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阴谋，康生在接到对贺龙的诬告信后，却如获至宝，他欣喜若狂，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为了搞到更多所谓的证据，康生指点专案组：要设法解决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解决既已“议妥”，贺龙为何杀了熊贡卿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
1967年2月，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上曾愤怒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我们从一个中央专案组组长回忆“贺龙专案组”的所谓“办案”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史是如何被强暴的。
在专案组突击刑讯的淫威之下，一位将军疼得受不了，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叛变条文。
几天之后，贺龙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屈打成招，证明贺龙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贺龙才杀了熊贡卿。
这位贺龙部下的话打开了贺龙“历史上叛变”的最后一个症结，使得贺龙处决熊贡卿的性质一下子变了。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的。
1969年6月9日，在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下，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元帅不是病逝的，而是被折磨死的，他走得孤独又悲凉。
1971年5月，贺龙元帅逝世两年后，专案组炮制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逼供的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
然而，由于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了他们的阴谋，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形势的变化使得他们强加在贺龙身上的政治结论没有得逞。
对于情同手足、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生生地迫害致死，周恩来的悲愤可想而知。这种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正如邓颖超在看过薛明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汇报》后对薛明所说的那样：“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老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301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10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四处寻找贺龙的家属。
但是，江青一伙的魔爪又伸过来了。
江青的亲信迟群找到薛明，要她交代她和叶群的关系。
迟群还奉江青之命派了两个护士，名义上是照顾，实际上是监视薛明。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护士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代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好人。
好在毛泽东对贺龙的问题说话了。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1933年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笔者注），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但张春桥事后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当然也不会着手为贺龙平反。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明确提出要给贺龙平反。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周恩来插话说：“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
毛泽东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是周恩来盼望已久的。周恩来清楚，没有毛泽东的表态，贺龙冤案的平反更加艰难。
周恩来立即着手贺龙冤案的平反工作。
历史终于迎来了告慰英灵的一天。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1974年25号文件。
这个通知虽然给贺龙平反了，但平反并不彻底。通知中还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等不实之词。
第三、保护外国专家
1、保护外国专家
1971年12月31日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周恩来在此会见并宴请了在京的外国专家。
这是林彪事件后的第一个新春，这是一次久违了的会见和宴请。
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国专家工作者来说，周恩来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当周恩来举杯向他们祝酒时，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
此情此景，周恩来也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还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爱泼斯坦、丘茉莉、柯鲁克……文化大革命以来外国专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极左倾向和做法，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的种种遭遇，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这是一个为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和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特殊群体。50年代，中苏合作的黄金岁月，以苏联专家为主体的在华外国专家队伍曾达数千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起来后，十几年精心建立的外专工作被冲得七零八落，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也无法把握外专工作的航向。各级外专工作部门被夺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很多外国专家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崇敬，出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也被卷进这场“革命风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跄爬起，有的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与许多中国人一样，这些外国专家也积极地投身这场运动。戴妮丝，1936年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50年代初随丈夫来到中国的法国共产党员。她回忆说：她当初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意才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她认为毛泽东“有勇气抨击自己领导的政党，目的也许是通过文化革命为这个党洗涤灰尘，使党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于是，“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回忆她“文革”经历的《凤凰再生》一书中也谈到：“毛（泽东）的品质，毛的远见，他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影响吸引了我，使我着了迷。我决心去理解他，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要摆脱这种迷恋是不可能的。”
风暴的冲击也就罢了，更险恶的是明知外专工作是周恩来一直在抓，但中央文革一伙别有用心，借外专工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诬蔑外专工作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把曾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外国专家打成“特务”、“国际间谍”、“五一六分子”，或批斗，或抓进监狱。
在外国专家遭到迫害的同时，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德国专家米勒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成了分配上的“老大难”，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法国专家西蒙和伊霍雷娜的女儿莫妮克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恋爱的盛大节日”，兴冲冲地从巴黎赶回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果因为带了一本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被冠以“带回淫秽书籍”的罪名投入监狱关押三年之久。
很快，这些革命热情高涨的外国专家就被极左思潮打得晕头转向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心谨慎、没有什么极端行为的戴妮丝也受到了如瘟疫般的对待。她回忆说：“同事们都和外国人保持距离，躲着我们，甚至渐渐地发展到不和我们讲话了。他们像抛一块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扭头就走。”
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周恩来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尽一切努力，关怀和保护着这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外国专家。
英国专家露丝·史密斯，1922年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过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36年她忍痛告别亲友和孩子，参加由69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闻名世界的国际纵队。新中国成立后，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应聘在新华社担任英文改稿工作。她博学多才，工作勤勤恳恳，一篇篇凝结着她心血的英文电讯，通过电波飞往世界各地。
文化大革命中，史密斯因为对一些极左做法表示了不满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昔日亲密无间的同事一夜之间变得是那样的冷漠和敌意，没有人和她说话，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谈。史密斯发现自己如同生活在一座冰窖中。
无奈之下，史密斯于1968年被迫离开她所热爱的中国回到英国。史密斯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临走时她说：“虽然我在这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回去不会说中国的坏话。”然而，当我们的同志送她到机场时，吝啬得连声“再见”也没有说。
周恩来是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指示有关单位一定要把史密斯请回来。1971年5月，正是史密斯80大寿之际，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委托，带着蛋糕专程访问了史密斯，并邀请她回中国工作。史密斯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当史密斯告别在英国的亲友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她感动得哭了起来。这眼泪是为周恩来的关怀而流的。
日本专家横川次郎也是亲身体会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人。
横川次郎解放前就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省农业厅工作，1961年调国家外文出版发行局日文组担任改稿工作，1968年到《中国画报》社担任日文改稿工作。
有一次，日文翻译组组长告诉他，以后改稿由中国人自己干，要他不要像过去那样用红笔改稿，只用铅笔标出作为参考。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改的稿日本人看不懂，两三个月后，翻译组组长又找到横川次郎说，还是像过去一样由他来改稿。此时，横川次郎的妻子横川辰子请假回日本探亲去了，第二年春准备回中国时，发现准假条和北京市公安局发放的出入境证件遗失了。横川次郎找单位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但都被拒绝了。这等于要赶他回日本。
走投无路时，一位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诉他：此事写信给周总理才能解决。于是，横川次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他本人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愿意留下来工作，但如果一定要他回日本，请准许他夫人来北京一趟，因为他本人年纪大了，无力一人整理行李。
仅过了几天，单位专家科的负责人把横川次郎叫到办公室说，上级来了指示，并当场念给横川次郎听：“请即将横川辰子接回北京，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这是典型的周恩来批示。横川次郎后来总是激动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外国专家还有很多。
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家喻户晓，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65年，斯特朗80大寿时，周恩来还前往上海祝贺?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