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太祖附体的海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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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祖制，驿站垮掉了

海瑞对太祖皇帝的驿站制度无限心向往之，不过谁也没理会他的呼吁。他在淳安不愿意做招待所所长，得罪人也好，博取名声也好，都是他自己的事情，其他的官员们也懒得去招惹他，路过淳安，大不了学学鄢懋卿，绕着走就是了。直到隆庆三年（1569年），事情才终于起了变化。

此时的海瑞早已因为指着鼻子大骂嘉靖皇帝而名扬海内，他说所谓“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可谓胆大包天，振聋发聩。新即位的隆庆皇帝很欣赏他的刚正，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还给了他一个在京城任职的正四品高官，不过可惜是个闲职，不负责任何具体事务。

对此海瑞自然是不满意的。他一贯的志向就是治国安民，不能将自己的施政理念付诸实施，那种痛苦真是让人难以忍受。1569年，又到了官员们按例给皇帝写自我鉴定报告的年份。不甘寂寞的海瑞，并不是那种死板的书呆子道德家——他对付胡宗宪、鄢懋卿的那份智慧，确实不简单。为了得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大展拳脚的舞台，海瑞决定利用这次写自我鉴定报告的机会，“要挟”朝廷给自己一个实职。

海瑞在鉴定报告书里这样写道：“陛下赦免了我的死罪，又破格提升我，在众臣当中，恐怕没有人会比我更迫切地想要报答陛下的恩典。我才疏学浅，如今不过负责察看呈递给皇上的文书而已，没有任何权力，也不担任何责任，纯粹是个虚职。但我在这个位置上还是不称职，所以干脆请朝廷将我革退吧。”

海瑞一贯擅长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段。对付胡宗宪如此，对付鄢懋卿如此，这一次对付朝廷，也是如此。名义上是请求罢免，实际上却是在要挟朝廷给自己一个有权力的实职——“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以谏诤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你们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最后，朝廷屈服了，当年夏天，海瑞走马上任，南直隶巡抚。

然后，海瑞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命令辖区内的所有县官们都不许再做招待所所长；然后，海瑞几乎把全国所有官员都给得罪了；然后，几乎所有官员经过海瑞的辖区，都选择绕道而行。

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是官员们素质普遍太差，如海瑞所说的那般道德沦丧了吗？

当然不是。

在海瑞眼里包治百病的太祖皇帝的驿站制度，在当时的主流观念里，却早已因为不合时宜而遭到淘汰。虽然朱元璋立下过祖制，洪武十八年还给后世子孙下了死命令：“后世敢有言改更祖制者，以奸臣论”，谁敢提议更改自己苦心孤诣弄出来的这套制度，一概杀无赦。海瑞曾经质问别人说，本朝的法律制度两百年来都没改，你们为什么不依法、不按制度去做？但他并没有考虑另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朱元璋生前下过死命令，不准后世子孙更改自己定下的祖制，这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恐怕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单就驿站制度而言，朱元璋时代存在着三个特点。一是法定的驿站开支标准相当低，朱元璋希望官员们出差期间、旅途期间，也能够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二是朱元璋对富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感，不但通过迁徙、高税率、牵连入党等手段打压他们，让他们负担大量差役，也是手段之一。这些差役之中，就包括供应驿站。洪武时代，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饮食，大多都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没有上限，路过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就越重。第三个特点是海瑞最看重的，朱元璋曾经明确规定：“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明确禁止州县官吏参与招待所工作，其目的则无非是防止官员们借口招待，公款吃喝，贪污腐败。

朱元璋的这些规定，在正常环境下，显然不存在长期被严格执行的可能性。海瑞质问别人：为什么太祖皇帝那会儿按制度办事，驿站可以顺利运转，现在你们怎么却说不可以？其实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朱元璋是凭着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压政策，来维持这套制度的正常运转的。在高压政策下，富户们没办法规避这种变相的盘剥。但随着朱元璋的去世，政治空气趋向缓和，富户们逃避这种不合理盘剥的本能也日益暴露出来，政府已不再能够通过这种程序上缺乏正义的方式，来筹措到足够的驿站运转经费。

洪武年间的县官们都不兼职做招待所所长，朱元璋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驿站经费充裕，不必求助于当地政府。到了海瑞所处的时代，富户们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将驿站躲得远远地，驿站经费的极端拮据，自然而然会促使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员们，去责成地方政府给自己提供所需的马匹、人夫、饮食等等。混迹官场，混的就是张关系网，地方官多半也不会拒绝这种要求，尽管它违背朱元璋的祖制。久而久之，也就典册里的祖制是祖制，现实中的现实是现实了。

至于在县官们成为招待所所长之后，所导致的贪污腐败，以及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等，则都不过是上述转变带来的衍生物罢了。不过这些衍生物造成的恶果确实很严重，海瑞到淳安作知县之前，当地每个成年男丁需要摊派驿站费用4到5两银子，邻近的建德县则高达9两之多。而经过海瑞的压缩之后，淳安每丁摊派到的驿站费用就只剩下2钱多银子了。前后对比之大，可以窥见腐败的严重程度。

不过，打击腐败是一码事，恢复朱元璋时代的驿站制度又是一码事。地方政府分担驿站费用，参与招待所的经营，虽然朝廷没有明文要求，也缺乏法律支持，但却是朱元璋时代的驿站制度名存实亡之后，地方政府对制度漏洞的一种自动修复。海瑞将它归结为贪污腐败的根源，要求驿站制度回归祖制，却没有看到：现在这种局面的出现，恰恰正是祖制崩溃后的必然结果。

海瑞在南直隶改革驿站制度，恢复祖制的战绩是：当地过往的官吏们陷入无人理睬的境地，既找不到轿夫，也找不到驿马，往往需要自己掏钱去雇请，可谓苦不堪言。官员们出差，该经过南直隶的，干脆绕着圈子走。

尊祖制，两面不是人

作为道德楷模，作为一个清官，海瑞名扬四海。不过在此之外，海瑞还存在着另一重身份：本朝太祖皇帝的代言人。

海瑞一出现在明王朝的政坛上，就表现为一个对现实世界怀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和朱元璋一样，他也始终在幻想着一个理想的美好世界。洪武皇帝两百年前创建本朝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政策的着眼点，全部在于保持一个农业社会的简朴风气。

朱元璋不喜欢自己的帝国里有富豪们存在。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只剩下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呈送给皇帝，朱元璋亲笔批准他们保有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又给他们派下许多的义务，使其家产无法进一步扩大。在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状态下的明帝国，应该由无数拥有一亩三分地的小农组成。

1569年，海瑞走马上任，“单车入官署”，去南直隶做巡抚。此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江浙一带的富户们闻讯，纷纷将自家的朱漆大门涂成黑色。大家都知道，洪武皇帝又回来了。果不其然，除了要恢复朱元璋的驿站制度外，海瑞也决定将朱元璋打击富户，尽量扩大小农数量的政策，坚决贯彻到底。

史书里说得明白，海瑞在南直隶的主要“改革”措施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搏击豪强”，专门跟当地的富户们做对。海瑞也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自己就是要彻底恢复洪武皇帝当年定下的好制度。他写了一篇《督抚条约》，将自己的施政精神传达到城乡各处，话说得很清楚：“我来这里做官，所有那些条约，都遵循一个宗旨，就是恢复祖宗的成法，不循常，不变旧，惟有如此，才能缓解民困，舍此以外，不可言治！”

海巡抚觉得江浙的事态很严重，财货土地都集中在豪富之家，小民们没有立锥之地。于是下令大地主们退还土地，首先就拿前内阁首辅徐阶开刀，事情越闹越大，终于搞到舆论沸腾，终于失败。

许多专家说海巡抚是伟大的政治家，改革不成功，是反对派势力太大。这个说法有些不负责任。海瑞缺乏政治家的眼光，往往看不到问题的真正症结，在驿站问题上如此，在“搏击豪强”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与其他朝代小农们被动遭受“兼并”有所不同，明代小农们多有主动请求大户“兼并”自己的行为。究其根源，与朱元璋的祖制关系颇深。

朱元璋厌恶富户，为了打击他们，将许多差役都派遣给他们，如前面提到过的供给驿站。朱元璋在世，富户们避无可避；朱元璋死后，他们都纷纷逃离了这些差役。但祖制本身却没变，那些差役还得富户们负担，大富户们有关系逃掉了，差役自然会落到中富户、小富户们头上，依次类推，总归得有人承担。

小富户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既然没有够分量的权力关系，倒不如将自家的田产都寄托在大富户们名下。其运作方式是：小富户们名义上成了大富户家的佃户，佃户自然不必承担任何差役；作为报答，在收入上，小富户们给大富户们一定量的提成。小富户们这么干，往下类推，富农、中农们也会效仿——不效仿，他们就会成为富户，就得去承担差役。

对大小富户、非富户们而言，这是个双赢的策略，但对国家而言，却吃了大亏，差役找不到人来负责，税收也明显减少。

南直隶当时的形势，“天下财货，皆聚于豪势之家”。海瑞痛心疾首，要搞改革，要恢复祖制，却没有意识到：如今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祖制惹的祸。当时反对海瑞“搏击豪强”的，除了富户们，还包括很多佃户，海瑞觉得匪夷所思——他并不知道，他的恢复祖制，既触犯了富户们的利益，也触犯了这些“佃户”们的利益，结果自己两面不是人。

活着的老祖宗

海瑞对本朝太祖皇帝的敬仰之情，实在是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他曾经说过，太祖皇帝“视民如伤……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实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对朱元璋定下的那些祖制，海瑞坚信“其粹乎圣贤中正之道”，绝对完全符合上古圣贤们所说的中庸、方正之道，是万世不易的真理。

所以，我们既能在上述这些大政策上，看到海瑞对洪武祖制的无限向往，也能看到海瑞对日常细节的苛求——当南京的一位御史在家里找了一个戏班排演戏曲，被他知道以后，他同样固执地坚持要按照洪武祖制，对这位御史施行杖刑。在恢复洪武祖制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日常细节，海瑞一概都不放过。

对于这位整日里拿着太祖皇帝的祖制说事的“全国人民的楷模”，帝国上下无不感觉头疼。就连张居正这种同样也终日打着“恢复祖制”招牌的改革家，也不例外——“祖制”在张首辅那里不过是一张政治家的遮羞布，在海楷模那里，却成了实实在在的金科玉律。所以张居正也怕海瑞，当别人劝他启用赋闲在家的海瑞时，这位千古名相感慨道：“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做道德楷模可以，负责实政却是不行的。

两百多年了，朱元璋不让后世的子孙更改自己的祖制，可后世的子孙们早已学会了阳奉阴违，所谓祖制，不过是躺在蛛网尘埃中泛黄的几页书纸而已。海瑞的存在让整个帝国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他固执己见、百折不挠，立志要将整个帝国拖回到洪武时代。祖制在那里摆着，没人敢说他做得不对；但现实也在那里摆着，更没人愿意回到洪武时代。海瑞自信掌握了真理，却始终孤军奋战，屡战屡败，原本愤怒的性格也就变本加厉，1570年春天，在南直隶搞得两面不是人的海瑞再次提出辞职，在奏折里愤然骂道：“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把帝国所有官员都给骂了，得罪的人也就更多。

这声谩骂里还透漏出了海瑞的偏执，所有自以为手中握有真理的人都会出现的偏执。

这份偏执最终在1585年达到巅峰。这一年，海瑞在给皇帝的辞职信里说：如今天下贪污腐败成风，只有恢复太祖皇帝贪污八十贯就绞死的律令，以及剥皮实草的酷刑，才能扭转贪风。

许多年来，帝国的官员们一直对这位犹如太祖皇帝附体、这位“活着的祖宗”隐忍不言，海瑞此言一出，终于给他们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弹劾他说：“海瑞奢谈高皇帝剥皮实草的酷刑，如今太平时代，说这种不祥之语，岂能引导君王施行仁义！”御史房寰也骂他：“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儒家经典中的“仁义”要高于洪武祖制，海瑞无力反驳。最后，皇上也发话了，一语就道破了海瑞全部的剩余价值：“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做事情海瑞是不行的，但做做道德楷模，还算很不错。这番话，和当年张居正的判断，如出一辙。

万历十五年（1587）岁暮，海楷模终于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死时对世道满怀愤懑。他的死没有给这个暮气沉沉的大帝国带来任何震动，相反，“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死后，海瑞只留下8两俸银、一顶头巾，几件旧衣服。整个帝国都在伪装感动，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严格按照太祖皇帝定下的俸禄制度过日子，才会落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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