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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本意并不是为了阻止倭寇的入侵，而是由于太祖皇帝朱元璋认为，他心目中的静态小农理想社会，完全不必与海外有所交流，交流过多，就破坏了那个“静态”。
所以，海禁不但阻止不了倭寇的入侵，反而断绝了沿海居民的生路。在大群大群的“倭寇”们中间，许多都不过是被迫“下海”的大明王朝子民。
真相：倭寇非“倭”
作者：柳长街
“倭寇”与汉诗
海雾晓开合，海风森复寒。
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
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
明朝睛更好，飞翠泼征鞍。
这是一首对仗工整的五言律诗。用词清丽，构思精巧，且透着一股昂扬的意气。折射着作者那不凡的才气、胸襟和文学造诣。那些在朝廷里整日里词来赋往的所谓“学士”们，恐怕也不过如此，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准。
可是，又有谁能够在赞叹之余想到，这样一首出色的诗作，其作者居然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令人谈之色变的“倭寇”。
海宁人采九德，长年生活在杭州湾畔。有一年他“有幸”亲身经历了一场所谓的“倭患”。这群“倭寇”总共约四十余人，在劫掠结束，准备打包离开时，其中一位诗兴大发，在一面影壁上挥毫泼墨，留下了这首诗作。
采九德惊讶不已，回家后把这首诗收录在自己的著作《倭变事略》当中，录毕，无限感慨道：“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
采九德同志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固定思维了。确实，即使是当时日本最优秀的汉学方家，恐怕也无法肆意挥洒出如此高妙的诗文，当然，汉学家也更不可能跑来做倭寇，过那种刀头舔血的生涯。
最后，采九德同志断定：这篇诗文的作者，一定是某位饱读诗书，但又怀才不遇的中国文士。
朱元璋如何解决海患
早在明朝初年，就有“倭患”存在。
其中的背景很复杂。
14世纪初，日本进人南北朝对峙时期。大小诸侯们各自割据一方，为争夺土地与人口，彼此攻伐，狼烟四起。
许多领主和武士们，在混战中失利。这些人在日本本土丧失了活动空间，就自发组织起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兼营烧杀抢掠的勾当。元末明初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更是给了他们肆无忌惮的可乘之机。以致于那些年，从辽东到海南，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
当时的“海患”，除了倭寇以外，还有一直主要势力，就是从中国本土流落出去的群雄残余部队，有时是张士诚、方国珍的那些旧部们，在被朱元璋击溃后，撤退到沿海的一些岛屿上面，构成了对明朝海防的严重威胁，一般俗称之为“岛寇”。
在解决由这两股势力组成的“海患”的过程中，朱元璋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方面，他以重兵武力进行镇压。同时，又派遣使者前往日本，照会日本国王，敦促他制止自己的臣民对中国的侵略。
不过，此时的日本国王，已经不再具备号令全国的能力，诸侯们根本不服从他的命令。所以他回复给朱元璋的答辞，也就显得相当简漫和毫无诚意，让朱元璋感到十分不满。
元朝屡次进攻日本，却损失惨重，无功而返的教训，无疑时刻在提醒着朱元璋。朱元璋本人也早已厌倦了长年的战争。所以，他对日本政府的拒绝合作采取了忍让的态度。
朱元璋决定否底抽薪，他采取了两条措施。其一，为断绝中外海盗的耳目与内应，他下令禁止滨海居民私自出海。其二，他决定大量招纳原张士诚、方国珍部下的军士，以及濒海的船户、岛人、渔户为兵，自淮、浙至闽、广，朱元璋在这片广阔的海岸线上，共招收到了十多万部队。
明朝的海禁政策由此开始。
这些政策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负面效应。海禁虽然切断了许多渔民的生活来源，但由于大量渔民被收编入伍，事实上是由国家供养起来，所以大大地缓和了由海禁造成的矛盾冲突。
此外，在朱元璋时期，从辽东至广东沿海共设有五十多个卫所，拥有士兵达二十多万，修筑时间不久的防御设施也还相当完备。每卫设有5个千户所，备有战船50艘，每船配置旗军50名。由于拥有这样强大的海防力量，洪武时期的“海患”才并未酿成大患。
倭患的演变
明成祖朱棣留在历史上的坐标，是规模浩大的郑和下西洋。
这场中国航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在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朱棣的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为了向海外各国显示自己天朝大国是如何地物产丰饶，又是如何地慷慨大度。郑和下西洋的本质，是一场遍地大规模“赏赐”的狂欢。
这种引诱对那些“海外岛夷”的诱惑力是巨大的。日本就首先派来使者，向朱棣致敬，表示愿意“归附”，并请求赐予自己“入贡”的“荣耀”。
天朝的“入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对尊严的贿赂。外国人到中国来“入贡”，其实是以一种毫无实际价值的对天朝的“尊敬”，来换取天朝巨额的财务赏赐。“贡”少“赏”多，数千年来一直是天朝亘古不变的潜规则。
明成祖朱棣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对日本的“归附”充满了戒心，严格规定日本10年才能“入贡”一次，并限制每次前来的人员不能超过200名，“贡船”只能有二艘。
对中国财货垂涎三尺的日本人，自然是不满足于这种“十年一贡”的限制。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私自组织在一起，潜入明朝境内，碰上官兵盘查，就拿“入贡使者”做挡箭牌。
而天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大为怀，每次碰到这种不守规矩的“入贡”者，总是坚持“俯顺夷情”的态度，迁就这些岛夷门，总是以“下不为例”，而不了了之。
如果这些“入贡使者”没有碰上机会，没能接触到明朝政府，没能得到“入贡”的机会，则往往趁明朝守军不备，烧杀抢掠沿海的居民，而满载而归。
但总体上，这段时期日本和明朝海保持着官方的友好关系，倭患并不严重。
15世纪末，日本诸岛再次陷入诸侯割据的混乱之中。
与此同时，各大封建主为了争取向中国“入贡”的权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嘉靖二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派遣使者僧人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则派遣使者瑞佐以及宋素卿，先后来到宁波。按明朝的规矩，入贡者有先后顺序，必须按顺序由市舶司来检验货物，并进行招待。宗设是先到的，按例应该先予接待。
事情发生了一些小变化。那位宋素卿，其实是一位宁波人，后来才迁居到日本去的。他很熟悉大明朝官场上的那些见不得光的龌龊事儿。所以他贿赂了市舶司的主管太监，让市舶司先查验自己的货物，先接待自己。有钱能使鬼推磨，市舶司脑子进水，在接待的时候，居然又让宋素卿的使团受礼遇的规格，远远地高于宗设的使团。
可是，宗设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凭借自己使团人多势众，竟咆哮公堂，肆意追杀起瑞佐和他的那些随从来了。最后竟狂妄到向当地的明朝守军发起了攻击。
让人寒心的是，宗设这帮人在宁波及周边地区大肆掳掠，竟然有如进入了无人之境。那位吃了多年朝廷俸禄“备倭都指挥”刘锦人，不要说安境保民了，就连自己的小命都没保住，被宗设等人残忍地杀害了。
这个事件立刻震动了大明朝的朝野上下。
一个小小的入贡使团，竟然能够在大明朝的地盘上如此予取予求，造成如此巨大的祸害，这让满朝文武都吓了一大跳。由此可见，明代中期的海防，荒废到了何种程度。
可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等人，却完全无视朝廷在海防上面的巨大漏洞，竟将这件事情的全部罪过，归咎为市舶司的存在。夏言认为，“倭患起于市舶”，要是没有这个执行对外贸易的什么狗屁市舶司，日本人就不会跑道大明朝来，他们不来，哪里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夏言强烈建议，撤销置市舶司。
明世宗也是脑子进水，居然认为夏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当年，把沿海各省的市舶司都给撤销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明世宗的这个举措，是极端愚蠢的，是大明朝海禁政策的最后的极。它非但没能让倭寇们自行从中国的土地上离开，相反，它成了明朝中期“倭患”日趋严重的最主要的原因。
被逼出来的中国倭寇
“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商人是奔波于钱货两端的媒介，而且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媒介。
只要有利润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商人。马克思说过，300%的利润，已足以让商人们铤而走险，更何况是“利可十倍”。
与日本人的长期交往，让许多沿海地区的富商大贾们都见识到了彼此贸易所能带来的丰厚利润。不少沿海豪户，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进行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法不能止”。
这些走私贸易存在的本身，其实是对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抑商政策的一种拨乱反正。大明朝的这种由朱元璋制定的国策，本身是违反了人性，违反了社会的常态的。
与富户们的大规模走私相伴的，是明代中叶的政治腐败，遍地贪官。土地的兼并程度尤其严重。沿海许多苦于生计的贫民，因此也纷纷入海求生。其中还包括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以及穷困潦倒的秀才。
最后，这些势力在非官方的潜规则的整合下，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他们得前哨是沿海的富商大姓，富商大姓们替他们囤积、销售货物。
当市舶司还存在的时候，民间的私市可谓相当繁荣，走私的货物也能够很顺利地运销出去。这些走私集团不会与那些“入贡”的日本人在销售渠道上发生冲突。
可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销之后，“入贡”贸易的正常渠道完全被关闭，那些携货而来的日本人，只好将自己所带的货物，赊卖给本地的商人。走私集团的销售渠道与日本“入贡”这的销售渠道出现了严重的撞车。货物无法顺利销售出去，许多日本人开始转向更便捷的生财之道：烧杀抢掠。
与日本人相似，中国的民间走私集团也日益陷人困境。《明实录》当中有一段记载，可以充分说明这和问题。
当时的沿海民间走私集团中，最著名的首领是王直与徐海。他们货物交易的中转站是余姚的富户谢氏。明朝撤销市舶司之后，谢氏手里的那些“倭货”难于出手，只好大量降价抛售，自然就欠下了王直等人许多货款。
王直、徐海等人不断逼索，而谢氏又根本无力偿还。万般无奈，谢氏竟恫吓王直等人：“如再相逼，我将向官府告发你们。”王直等人不甘心财货两空，于是伺机报复。他们纠集一群同伙，包括与其熟识的日本倭人，趁深夜冲人谢宅，烧杀抢掠人，将其家财一扫而空。
荒诞的是，地方官员闻讯之后，竟玩忽职守，懒得做任何调查，想当然地向上司报告说这是一起倭寇入侵。
先例一开，王直、徐海等人此后所到之处，也无不打着倭寇的旗号。其实其集团内部，真正的倭寇寥寥无几。这些“中国倭寇”的出现，让沿海的海防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但政府却仍然一律简单地将他们全部当作日本的真倭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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