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一次秘密立储:道光择储始末（二）

道光皇帝在位凡30年，为挽救清王朝的衰败，曾对国家财政、吏治、社会风尚等方面的诸多弊政，竭力加以矫治。悠悠三十载一瞬即逝。道光三十年(1850年)初春，当道光皇帝于圆明园慎德堂溘然长逝时，他的儿子奕詝从他手中继承下来的却是一个更加破败的王朝。这个王朝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之后，已开始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之后，正加紧策划着新的战争阴谋。源自广西的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清王朝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统治危机。其实，在道光当政的30年中，还是有政绩可书的。19世纪30年代末期那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是道光以前所未有的果敢和勇气推动和促成的。就个人品行来说，道光在清朝乃至中国历代帝王中，绝非贪暴、淫逸之君，相反，其“俭德”向为旧史家所津津乐道。道光治理朝政，也称得上勤、谨。如果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道光大概不失为有德之君。如道光这样的君主，倘若继承的是一个太平盛世，尚可能有所作为。然而，道光需要治理的却是一个充满错综复杂矛盾的古老国度。一个用传统方式培养起未，又企图用传统方式来治理已发生了极大变化的国家的帝王，自然不会创造出什么奇迹。

道光以传统的方式治理了国家，他同样也以传统的标准，以自雍正以来采取的秘密建储方式选择、确立了皇嗣。

道光即位后，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犹豫不定之后，终于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5这一年六月十六日，道光在一张9．5×21.6公分的四扣折纸上朱笔以满汉文合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以汉字书“皇六子奕訢封力亲王”。道光将所书御书用深浅稍有区別的黃纸分两层包封。“直接包御书的黄纸，背而朱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字样，并有道光的亲笔签名，放在黄纸裱面、白纸裱里的硬纸板夹中。外面又用黄纸包封。背面朱笔写着满文‘万年’字样，并有道光的签名”。道光在亲书以上御书时，同时书写遗谕两份，交待他死后应办的事项，共四条。“遗谕有两份。一份用10×22．5公分九扣折纸，朱笔书写，末段书有‘寝宫合符匣内手书与此同’字样，用黄纸包封，朱书‘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公同手启’字样，并贴有封条，上有道光签名和用满文写的‘封’字。另一份用9．8×15．7公分十八扣折纸，朱笔书写，末段书有‘内阁所藏同’字样，放在黄硬纸板夹中，用黄纸包封，背面贴有封条，两端加盖‘道光之宝’戳记，并有道光用满文亲书的‘封’字。”道光的立储御书和遗谕分別被密封在两个匣内。收藏道光遗谕的木匣“比较简单。就是普通的报鐍匣(官员向皇帝递送奏章时装奏折的木匣)，是用薄木板做成，长27.9公分，宽13公分，厚3．6公分。黄绫包面，黄纸裱里。扣吊住贴有封条，加盖‘道光之宝’戳记三颗。匣外用黄纸包封，正面朱书‘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公同手肩’字样，背面贴封条，两端加盖‘道光之宝’戳记，封口端住有道光的亲笔签字。”收藏立储御书的鐍匣则比较考究，“用楠木制成，长32公分，宽16.7公分，厚8．7公分，合页和锁匙均是铜质，雕饰着精美的蝙蝠翔云图案，锁孔上还装着一个桃型锁盖，匣内有黄绫衬裱，匣外用黄呢缝套，三边合口处共缝有九个铜钮和扣袢，鐍匣三面启口处均贴有封条，两端封条上有道光亲笔签名，正面封条上也有道光亲笔签名和亲书‘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字样”。以上关于道光立储御书和遗谕的有关实物文献的介绍均见李鹏年《雍正创建秘密立储制度》一文的描述。李文系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保存的道光有关立储的档案文件和实物文献所写。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保存的有关实物和文献，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份可窥见清代秘密立储具体作法的实物文献，因而，它对于清代秘密立储制度的研究来说，确实是“极为珍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第一手材料”。6故而本文作了较为详细的引用。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病势危笃的道光皇帝于圆明园招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公启鐍匣，宣示御书、遗谕。同时，宣示道光亲笔朱谕。这份朱谕是道光病重时，在圆明园慎德堂所书。其内容为：“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它。”7朱谕宣示后，放在原来收藏御书的鐍匣内。

道光皇帝是清代最后一个实行秘密建储的皇帝，因为在道光以后继位的几个皇帝，或者因为只有一个皇子，或者根本就没有子嗣，因而无需实行秘密建储，因此，这种制度自然也就不废而止了。考诸道光以前历代皇帝实行秘密建储的方法，道光的具体做法与他的父祖辈有明显的区別。一是道光在病重时抱病亲书朱谕，再次申明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的旨意，二是道光在书写立储御书时，同时晋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三是道光在密藏立储御書時，同时将遗谕一同密藏。道光的这些做法，在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立储时，有关史料没有涉及这些方面的记载。道光为什么要采取这一系列烦琐的做法呢?道光的所作所为，证实了道光在立储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犹豫、矛盾，同时也反映了道光对后世政局的忧虑。

道光皇帝共有九子。长子奕纬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子奕纲，三子奕继幼殇。四子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即长子奕纬死后两个月。五子奕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过继给嘉庆第三子和硕惇格亲王绵恺为嗣。道光其余尚有皇六子奕訢、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鏸。

与嘉庆相比，道光建储较晚。道光在即位后，为什么没有将长子奕纬密建为储呢?其中缘故不得而知。不过，我们根据道光后来在立储时极为谨慎、郑重的作法，似乎可作此推论，那就是道光希望在秘密建储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因为奕纬之后的两子幼殇，使道光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直至道光十一年开始，奕詝兄弟们相继问世，道光才有了对诸子进行考察和选择的机会。在道光的以奕詝为长的几个儿子中，六子奕訢因才华出众，深受道光的钟爱。

奕訢，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母为道光妃博尔济吉特氏。奕訢在六岁之后的皇子例行的课读、骑射训练中，逐渐崭露头角。奕訢与众兄弟的关系中，与四哥奕詝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两兄弟年龄相差无几，既同室读书，又同武场肄武事，俩小无猜，兄弟情谊深厚。特別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奕詝生母钮祜禄氏病死后，年方l0岁的奕詝即由奕訢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抚养，两兄弟的关系更加密切。奕訢与奕詝习武时，共同切磋武艺，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道光对此很赞赏，特地赐其枪名曰“棣华协力”，赐其刀名曰“宝锷宣威”，同时又以白虹刀赐之。奕訢为此深为得意。道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逐渐把建储的目标集中在奕詝、奕訢两兄弟身上。奕詝自6岁入学，受“公忠正直”之士杜受田“朝夕纳诲”，历十余年之久。道光以奕詝长且贤，有意立之为嗣，但又憾其才华不及奕訢，故而犹豫再三不能决定。正当道光踌躇不决时，一年一度的南苑校猎举行了。诸皇子在父皇面前各显才能。校猎结束后，皇子们纷纷出示各自的战绩。奕訢因一心要在道光面前显示自己的勇猛和娴熟的箭法，故“获禽最多”。8而奕詝在校猎场上竟两手空空，一无所获。道光未免奇怪，问其缘故，奕詝答曰：現在正当万物复苏的开春时节，鸟兽繁衍滋生，我实在不忍伤害这些生灵，以致干扰天生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节律，奕詝的这番话，使以仁、孝传统道德标准衡量一切是非的道光龙心大悦，称赞道，“此真帝者之言!”这件事使道光心中的天平明显地向奕詝倾斜了。上面的这段故事见诸《清史稿》中的《杜受田传》。还有一个见诸野史中的关于奕詝得储位的故事，究其实质来说，与正史记载十分相近。这则故事说：皇四子的师傅是杜受田，皇六子的师傅是卓秉恬(查《清史稿·卓秉恬传》，卓秉恬并没有做过奕詝的师傅)。道光晚年衰病之时，一日将召二位皇子入见，准备藉此最后确定储位。奕詝、奕訢各自问计于自己的师傅，究竟应如何答为宜。卓秉恬教授自己的学生说：你父皇如果有所垂询，你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显然，卓秉恬企图凭借奕訢的才华，以其所长，攻奕詝所短，以此來超过奕詝。而杜受田则审时度势，决定扬长避短。于是，他教自己的学生说：阿哥如果向你的父皇条陈时政，智识远远赶不下六爷。要取胜只有一个对策，当你的父皇在言及自己年老多病、可能将不久于帝位时，你什么也不用说，只要一个劲地伏地流涕不止，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现出你对父皇的孺慕之诚。奕詝对老师所授对策佩服得五体投地，道光召见时，遂不折不扣地依计而行。后来的事实表明，杜受田之策大告成功。道光深为奕詝的“孺慕之诚”所感动，连声称赞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这两则故事，内容情节不同，其精神实质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经过几次较量，打着仁孝旗号的皇四子奕詝，终于击败了确有出众才华、而又急于表现自己才华的皇六子奕訢，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一个从传统中走出来的皇帝，又以传统的标准、传统的方式，最后确定了皇位继承人。

道光辞世后，奕詝即位，是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七代皇帝咸丰皇帝。奕訢对奕詝的夺得帝位始终耿耿于怀，从此种下了兄弟猜嫌不和的种子。咸丰皇帝在即位后，即根据道光遗谕，即封奕訢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奕訢又获得了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的要职，十月，咸丰又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四年(1854年)，咸丰又连续授奕訢都统、右宗正、宗令之职。纵使咸丰对奕訢重任屡委、恩宠优加，仍然无法完全弥合兄弟间的嫌隙。在咸丰即位后的一段时间里，兄弟之间的关系依靠既为奕訢生母、亦为奕詝养母的孝静皇贵妃调停，尚能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咸丰五年(1855年)，孝静皇贵妃病危。奕訢请咸丰尊其母为太后。奕詝内心深不以为然，故口头上虽哦哦连声，实际并不愿办。奕訢封母心切，即至军机处，传旨令具册礼，逼得咸丰不得不为其母上尊号“康慈皇太后”。这样，奕訢虽为其母争得了封号，但与奕詝间的裂痕更大，矛盾也日渐公开化了。这一年七月，康慈皇太后逝去。不久，咸丰即以奕訢办理皇太后之丧“礼仪疏略”的罪名，将奕訢逐出了军机处，并罢其宗令、都统之职。直至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咸丰才重新授给奕訢都统之职。从此奕訢一直处于受冷落、被排斥的地位。

奕詝、奕訢由觊觎帝位而导致的猜嫌不和，在咸丰当政的十多年中，倒也没有在政海中变幻出什么大的风暴。因为咸丰皇权在握，奕訢纵有满腹的牢骚和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俯首称臣。但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当咸丰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于正当壮年时即留下一个乳臭未干的儿子撒手归天时，终于给了奕訢一个重返政治舞台中心、充当重要角色的机会，并由此演化出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场宮廷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