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孔祥吉考证,《戊戌奏稿》所辑《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与进呈本序言相比,简直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除去题目相同外,正文几乎全为康有为重写。比如,《波兰分灭记》戊戌进呈原本写作:
我辽东之旧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而不许者矣。
在《戊戌奏稿》中,却被改为:
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终无救于亡矣。
进呈本强调“开制度局以变法”,而《戊戌奏稿》则主张“付权于民”“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篡改之迹十分明显。
对康有为的真面目作了无情而生动的揭露的当数张建伟。有人根据他的代表作《温故戊戌年》,概括出了“康有为十大骗绩”: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作为康记维新的理论著作、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竟然都是抄袭之作。根本原因是,在北京四处碰壁的康有为急于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而不惜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
第二件:公车上书,也是一骗。当时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已经被录为进士。如果带头上书,他的进士“功名”可能被取缔,煮熟的鸭子就会飞跑。
第三件: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广东老乡许应骙(?—1903,字筠庵,番禺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叔祖父)当作变法反对派,唆使王照上书弹劾,最终酿成了影响很大的礼部六堂官被罢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