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中国: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上）（四）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略。历代的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不能继续以弱肉供强食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的。政府的税收政策无论多么严酷，通常也只能以财产的增量部分为征税对象，不能轻易杀鸡取蛋。但是造反者可以夺取社会上的存量财富，既取蛋又杀鸡——在壮大自身的同时还可以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获得合法拥有权而战，为不遭报复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却不断与帝国争夺人力资源和剩余产品，不断通过土地兼并削弱小农交纳赋税的能力。同时，特别强大的地主势力还可以构成对帝国的威胁。但是地主阶级又与帝国的官僚代理集团纠缠在一起，发展出耕读传家的生存策略，帝国很难对地主阶级痛下杀手。国民党军政独裁政权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依然如此。地主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不利的。国民党也有土改计划27，并且在福建和重庆郊区进行过以和平赎买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试验，但是没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推行。国民党政府在江浙一带为土改做准备的土地整理（调查测量登记）工作，因地主阶级的抵制以及官僚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29年到1937年屡屡搁浅，连一个头也没有开好。到台湾后，国民党领导的和平土改成功，地主阶级的大量资金和经营人才转到工业领域，推进了台湾工业化的进行。

以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策略。但是这种论述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利益要求，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综合而言，毛泽东主张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这套政策描绘了一个视野开阔的背景，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28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挑挑拣拣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毛泽东思想如同儒家体系和宗教体系那样，不仅分配物质利益，规定道德和正义的标准，还分配伟大、不朽和人生的意义，分配那些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圣之物。毛泽东描绘的前景吸引了穷苦的劳动人民，也吸引了无数对现实不满的仁人志士。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惊人的坚韧勇敢，其规模和强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

2、新民主主义

贴标签并不能真正改变事物的性质。毛泽东用马列主义语言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贴好了标签，说服或强迫人们认可了这套标签，但并没有改变自身的性质。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卷缩在帝国废墟的角落里，所谓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内容，不过是一个用“历史规律”代替了“天道”的知识分子团体，用新说法和老办法纠集农民打天下的新版老故事。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帝国制度在一次自身寿命循环的末期崩溃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在工业化列强环伺和群雄逐鹿的环境中，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试图重新站立起来。它企图找到新的自立框架，而这种制度框架早已被废墟上的现实力量及其屡试不爽的生存和发展策略注定了。

废墟上暴力集团林立的竞争环境，注定这个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个强大政治军事组织。废墟中小农经济基础的土壤，又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按照马克思对小农的政治影响的论述，那将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结构29。君临天下的行政权力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过来，以公有制的名义塞到官营工商业的框子里去。国家至上和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格局不但原封不动地得到保存，还要得到扩张和强化。

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不允许它获得“主义”的地位。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30。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儒家官僚改称共产党“干部”，官营企业改称“全民所有制企业”，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取代了儒家学说，其他因素并无实质性变化。

“党天下”与“家天下”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将历代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合并为一。中国的主要王朝都是暴力集团首领建立的，他们多为大老粗，号称得“天命”，立法统，然后雇佣儒生，由儒家意识形态执政集团当“真命天子”的代理人，按照儒家描绘的秩序“行天道”。“法统”靠血缘关系传递，“道统”则以知识考核的方式确认传递成功。

“党天下”本身就是由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创建的，党的领袖既是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或权威诠释人，同时又是枪杆子的最高指挥者。双重身份的统一，造成了一种类似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这种体制迫使每一代接班人将自己打扮为圣人和理论大师，同时又要求他建立一支效忠个人的军队。这双重任务的极高难度注定了最高领袖的终身制或垂帘听政式的变相终身制。

满清的“家天下”垮台后，法统不再靠血缘关系传递了，合法性的来源被公认为人民授权。中国社会接受了这种来自西方的观念，袁世凯时期就有议会，蒋介石时期也有国民代表大会。尽管清朝之后所有的中国政权仍是暴力集团的囊中物，却不得不在形式上冒充是人民授予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公开反对民主的智慧和勇气，它所效法的苏联极权制度，在名义上也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不敢公然反对民主制度。为了争取人心，中国共产党甚至特别卖力地挥舞民主的旗帜，指责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宪法上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过又用一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的地位偷偷摸摸地排在了人民之上31。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力的真实传承方式，在受欧洲影响比较大的早期，采取了类似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投票选举教皇的方式，在后期则采取了本土佛家宗派指定接班人继承衣钵的方式。这是东西方两种道统的传承方式。如何将这种不容平民插手的道统传承，装扮成一个由人民授权的法统传承过程，一直是共产党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难题。这个难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人心控制的深度和统治成本的高低。

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是由单一社会集团的意志而不是由多数决定的民主规则所支配的制度。这里的工人阶级已经像获得“天命”一样被预定为领导阶级，“人民民主”则被预先限制在领导阶级认可的范围之内。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共产党更进一步，对代表其它阶级阶层的民主党派达到了人事、财政、组织规模和活动范围全方位的控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譬如在涉及四亿农民身家性命的土地归公问题上，农民也确实没有掌握自身命运或表达自己意愿的合法权利，尽管农民手中的选票比工人阶级多得多。

再进一步说，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通过先锋队共产党进行的。正如毛泽东把以皇帝为首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样，共产党统治集团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建立在比阶级划分的依据更深刻的根基之上的利益集团，非要把自己降格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其实，这个工人阶级只是共产党创建并管理的官营工业中受支配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表现算先进还算落后，标准完全由党的领导干部确定。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格，以及先锋队中的代表资格，都是共产党领导集团规定并赐予的，并不是工人阶级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表选举的。事实上，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都大量赐予了占据各级领导位置的党政军官僚，此外就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各个领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因此具有了浓厚的统一思想布置任务的动员大会性质。代表们的荣辱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上级领导的控制之下。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代表，所代表的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即便是以这种代表为主体召集的大会，代表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大会议程和大会发言是由大会主席团安排的，而主席团的成员与最高领导集团又是一致的。

在名义上，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采用民主程序确定党的任务，选举行使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自从毛泽东将道统与法统合于一身，欧洲式的教皇选举制度作废之后，代表的名义权利便在技术上作废了。从中共七大到八大，中间间隔将近十年。从八大到九大，间隔又超过十年。十年或五年一开的代表大会显然无法履行名义上拥有的最高权力，一年一开的庞大的中央委员会在休会期间也只能将自己的权力赋予政治局代理。于是，一切名义上属于无产阶级的权力，便通过上述多处断裂的逻辑链合法地集中在政治局的几个常委手里，特别集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手里。考虑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承认领袖人物掌握了最先进的思想，熟悉历史发展规律，这种极度的个人独裁在马列主义的逻辑中确实也可以讲通。

经过这样一番从上到下的筛选控制，党的最高领袖就在民主的名义下获得了难以制约的绝对权力，道统也披上了人民授权的伪装。

如同历代帝国一样，共产党尊崇的漂亮的仁义道德或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与技术性的实施细节之间，呈现出众多的南辕北辙的对立。在每一道程序和技术细节之中，都难以找到平民的权利，只能看到上层对下层的严密的利害控制，看到庞大的权力机器对分散的个人的压制。在共产党内部，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纪律约束下，领导核心的任何指令在向下贯彻的途中都很少遭遇公开抵抗，哪怕是与帝王选妃相似的指令。而对上的监督和制约却重重险阻，反党反革命的罪名随时可以置人于死地，指控者和判决者最终竟可以是同一个人。在共产党之外，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庞大而陌生的国家机器前，在压倒一切的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面前，更显得渺小无力。这样的力量对比，已经注定了民主的空洞和专制的强大。真实的力量对比造就了无所不在的“潜规则”，这种阴暗的传统曾经导致一个又一个王朝崩溃。

最后，也是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最高领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决拒绝军队国家化，不容许人大及其任命的政府控制合法暴力。这是共产党保持“王霸道杂”的选择权的必需，也是共产党统治集团与历代暴力赋敛集团本质相同的证明。

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一个和帝国一样头重脚轻、上下失衡的秩序，稳定性却不如帝国。帝国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得力于小农经济的稳定，以及统治集团对小农经济最佳生存条件的准确把握，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共产党对迅速工业化的追求容不得这段时间。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给了他们一种自负，似乎他们可以准确地判断什么对社会发展有利，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适当速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发展条件的理解安排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也可以根据对历史发展利弊的计算宣布这个阶段结束。权力在他们手里。

当毛泽东发现农村中出现了新富农的时候，他对新民主主义秩序向社会主义集体农业过渡的成本和风险估计加大了。再加上粮食紧张，国家需要控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而合作化能为统购统销提供方便，早日完成合作化的收益也增加了。于是，新民主主义秩序中个体农民的寿命就结束了。当农村合作化进展顺利的时候，毛泽东深受鼓舞，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难度的估计便降低了，同时经济已经恢复，失业问题已经减轻，工商资本家的作用也不那么要紧了。于是，新民主主义秩序中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承诺就提前作废了。

新民主主义秩序注定不能稳定存在，是因为它多变的上层统治集团与多变的下层福利生产集团不能构成均势。在上层统治集团强大而自信的时候，稍微左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点，就是历代帝国腐败堕落的老路。在下层民间的经济力量逐渐增强的时候，又会造成国民党在台湾遇到的颠覆性局面：民主的要求风起云涌，镇压的成本越来越高，独裁统治越来越难以维持——直到有一天，在独裁者的感觉中，维持独裁统治已经得不偿失，独裁的代价超过了接受民主的代价为止。

在新民主主义秩序被毛泽东“跨越”将近三十年后，这种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经济在党国的笼子里发展的制度设计，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折腾了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满身创伤地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任务，同时也闹不下去了。统治集团带领中国摔了许多大跟头，积累了许多经验，它要悔过重来，换一块牌子重建三十年前的制度。然而，三十年前领导中国奔向社会主义的真诚和自信却难以重建，被党国专制的官僚体制腐蚀了的廉洁高效也难以重建32，人民对共产党及其理论的信任已经被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破坏了。与上层统治集团丧失了灵魂和自信相反，民间的力量却像毛泽东当年担心的那样发生了历史性变动。一些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自信的社会集团企图冲破牢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或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失去了对高级阶段的信仰的初级阶段。共产党成为一个失去“道”的道统继承人，沦落为既得利益的保卫者。共产党的道统是在世界范围内衰落的，因为共产党的试验在世界范围内碰壁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能够领导一个“晚发外生型社会”完成模仿阶段的工业化任务，却不能建立充满活力并自发演进的真正的现代化社会。无论是帝国还是党国的官营经济和官僚体制，都不能提供这种活力33。

3、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消灭帝国的专制制度，更没有改变被它推翻的国民党的党国专制制度。它只是用新的名义、新的目标和新的形式代替了旧的。由于力量强大，理论完整，它甚至扩张了帝国和党国的控制领域，控制了前任深入不足的农村。

但是共产党又有与以往不同之处：它企图利用帝国传统的行政优势，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意识形态性的利益集团要根据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有计划按比例地搭建出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工业化社会，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领先跨入人间天堂。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传统的极权制度在更加极权的方向上竭尽全力的一跃；是挟立国之威，对西方工业化列强的冲击的激昂回应；是中华民族在新环境中努力适应并争取优势的百年探索的持续。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激发的对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掌握了帝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劝说力量，领导着一个纪律严明的高效率的官僚行政体系。一切条件似乎都处于最佳状态。

凭借强大的专政威慑和宣传劝说能力，共产党诱导并迫使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集体，诱导并迫使资本家把自己的产权和控制权交给政府。对于拥有全面优势的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难事。所有制之类的经济制度本来就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利益安排，现在合法暴力决心改变这种安排，又拥有严密的动员和行政体系，在毛泽东及其助手的巧妙领导下，所谓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几年的工夫就顺利完成了。城市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按照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国已经建立了傲视全球的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一个目标，就是利用这种优势，把生产力提高到欧美国家的水平。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马列主义设计的企业形式，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富于中国特色的创造。人民公社是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在国家任命的公社干部的行政指挥下运行。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有巨大的优越性，“工农商学兵相结合，便于管理，”“便于过渡。”与历代暴力-赋敛集团的思路一样，毛泽东也是从统治集团的管理成本最低，统治集团政治目标实现的阻力最小的角度选择经济制度的。

从控制生产要素的角度看问题，中国并不存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有源远流长的官营企业。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也不过是被层层行政权力及其任命的基层党支部书记瓜分了决策权的集体风险承担制，人民公社社员只有服从上级指示的义务，而上级政府对自己的错误指示所造成的恶果并不承担经济责任，损失由公社社员分担。共产党以行政权力推行的工业化，就是把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手段硬塞到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中，并依靠它们超越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