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钱穆与顾刚的《古史辨》（二）

钱先生与顾先生《古史辨》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二：一是其文被收入《古史辨》，二是他对顾先生古史辨的看法。

被收编入《古史辨》的钱先生的文章，计有《论十翼非孔子作》（第3册），《孔子年表》及附考、《荀卿考》、《墨子的生卒年代》、《许行为墨子再传弟子考》、《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魏牟考》、《接子考》、《慎到考》（第4册），《刘向歆父子年谱》、《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跋顾颉刚〈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周官著作时代考〉“论秦祠白帝有三畤’节》（第5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自序》、《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惠施传略》、《惠施年表》、《公孙龙传略》、《公孙龙年表》附跋、《再论〈老子〉成书年代》（第6册），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附录《钱宾四先生来函》、《唐虞禅让说释疑》（第7册下）计22篇。其中，有的选自《先秦诸子系年》，有的选自商务出版的国学小丛书《惠施公孙龙》。此外，并为罗根泽所编的第4册作序。

纯就知性立场说，以顾先生为中心人物的古史辨乃当代中国领一时风骚的史学现象与史学运动。显然，仅以现象上说，钱先生如此众多篇目的古史考辨文章入编及作序，说明他实际参与了古史辨运动。而且，当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如论十翼非孔子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后于庄子的考证，亦与顾先生疑古辨伪的精神意气客观上有所吻合，有其共通之处。因此，可以说，钱先生以其古史考辨文章为由顾先生发动起来的古史辨运动推波助澜。甚至在学术观点、根本精神与顾先生相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先生亦自谓其破刘歆伪造群经的今文家说，“也只想为顾先生助攻那西汉今文学的一道防线，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展进一层。”（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5册，第630页。）

对《古史辨》的看法，其要亦有二。一是总体性的看法，二是方法论意义的。

先说总体性的，而这个总体性的看法，又通过评价顾先生疑古辨伪的结论性观点即古史层累造成说集中表现出来。将“疑古”确定为顾先生“古史辨”的特征，大概不论赞成与否的各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顾先生弟子甚至称之为“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学术》，第131页。）钱先生对顾先生的疑古史学的批评，以《国史大纲》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他参与“古史辨”时期，是不同意疑古原则下有大肯定。当钱先生在北大史学系讲上古史，即明确表明了他不能赞同“疑古”，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39页。）在这个基本观点下，对疑古辨伪史学作了高度的肯定。1931年4月，钱先生应顾先生屡请，著《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其中有一节对顾先生古史辨的专门评论。他认为，顾先生的古史辨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思想的重新整理工作，是顺给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以为此后新文化新思想萌茁生机之旁助的趋势和需要而生产的可宝贵的新芽，是沿袭清代今文学趋势而来的一种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并指出这个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沿清今文学趋势，但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所接受的西洋新文化的刺激与采取了近代西方史学界的种种新的科学的见解和方法，而比其还要深一步，较近实际。而且还正面地肯定性地引了胡适之对古史辨的高度评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明白地表示对这个见解，“也抱着相当的赞同”。

但钱先生既说是“相当”，就说明他的赞同并非是无保留的。勿庸讳言，钱先生不仅在学术层面上说明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和顾先生的“议论正好相反”，谓“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自不免有几许罅漏”，（钱穆：《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历史〉》，《古史辨》第5册，第617、621页。）而且，实际上已从思想倾向和文化意义上对疑古辨伪作着新的思考。这个思考的结果，即是1934年在北大（后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时，针对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并实际上以“极端之怀疑论”批评了疑古史观。这个思考结果，撰入了《国史大纲》。（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国史大纲》对古史辨的看法已与前期不同，是有肯定，有修正，有批评，也可以说是有修正的肯定，有部分肯定下的思想批评。其所肯定的乃是对“传说神话的审订”，谓此工作“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接着就不指名地批评了“近人极端之怀疑论”，指出“亦应稍加修正”。（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国史大纲》是纲目体，这怀疑修正云云的文字是“纲”，紧接着是一段“目”的说明：“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显然，此意乃谓若只强调古史层累造成一面而不明不提尚有之古史层累遗失一面，那就是偏面的，仅走入怀疑一端了。可见“极端之怀疑论”所意指的对象实际是疑古史学。《师友杂忆》有段文字可为之作注脚：“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43页。）钱先生的早年弟子吴佩兰先生曾忆述过的一桩故事亦可为之佐证。他说自己初曾深受顾先生古史“层累构成说”的影响而顺其说撰一文，1940年随侍钱先生在齐鲁国学研究所对面呈，结果，钱先生对他的论文“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吴沛澜：《忆宾四师》，《钱穆纪念文集》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就钱先生个人来说，《国史大纲》是他思想成熟之作，自此之后，他从总体上不再赞同古史辨派及其古史层累造成说。

至于为什么指认疑古史学是“极端之怀疑论”，其理据和事据除了古史另有累层遗失之一面外，还有四点：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能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当事之记载。此其二。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此其三。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后起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因可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与〈禹贡〉等。但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之伪造，因其流传普遍，如舜如禹等。此其四。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无几。亦可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成立，而经一番新的解释

与新的组织，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此其五。（钱穆：《国史大纲》，第4、5。）这四条亦很明显是针对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委婉批评及其偏执一端的“修正”。《国史大纲》1974年在台北出了修订版。74年版我未见，而据我所见到的1983年修订第10版，钱先生对疑古史学及其结论性观点的有修正的肯定、有部分肯定的思想批评仍而未改。

《国史大纲》所持乃民族文化史观，其卷首〈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即以其民族文化立场反对偏激的虚无主义等。《国史大纲》对古史辨的批评，其背后实是此民族文化意识。《国史大纲》以后，钱先生的学术重点由史学转向理学转向文化，阐扬中华文化。而顾先生的古史辨派是以反传统的精神考辨古史史料，（《顾颉刚先生学述》，第78页。）钱先生维护传统的精神与之不啻南辕北辙，距离越来越大了。这个距离即表现为直接的文化批评。这个批评，主要见于1980年12月发表在台北《幼狮杂志》上的《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一文。此文以否定性取向较集中地检讨新文化运动。在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判认疑古运动为“新文化运动一支流”而加以批评，认为它完全承袭了胡适之“不承认一国家一民族有其固定文化之传统”、只肯定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的偏义而创成；斥其“不当遽以疑古为务”，指出“傥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显然，这已完全是文化意义的批评了。

三

疑古辨伪史学之“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其结论是将中国四千年史截断为二千年史。顾先生曾明确说古史辨伪在于教人们涣然消释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的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名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顾颉刚：《答胡适之书》附《〈古今伪书考〉跋》，《古史辨》第1册，第14页。）钱先生谓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实是不能接受此结论。然而，关于这一结论，顾先生已经在后来的古史研究中实际修正了。他在1966年1月讲中国史书时，即明确指出：“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至今可算出有四千二百年”。（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第1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而且，如今谁也不会再说尧舜是无有公、乌有先生了。因此，现在就顾先生古史辨所表现出来的史学思想而言，我们似已可作这样的处理，即不再局限或纠缠于其尧舜禹实无其人的结论。

当年胡适曾极崇顾先生“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见解为一“重要观念”，真是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替中国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谓“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观念的承受”。（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第191页。）其强调似在“观念”。但与其说古史辨是由此“观念”而成立的史观学派，勿宁说是一史料方法学派。所谓史料方法学派，是史料审订意义上的方法学派。胡适之实际上还是着眼于从方法上赞肯顾先生的古史辨的，称顾先生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统，指谓这是顾先生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又谓《古史辨》第一册“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4页。）顾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古史辨工作之意义在史学方法。他的第一篇（自序）除了说明古史辨的由来，即专门说明研究古史的方法，说他“原是要借了这篇序文说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而所谓由来，所强调的也是方法，说他读了胡适、康有为的书，深切地领受其研究历史的方法，“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78页。）无怪乎学者读了《古史辨》第一册后，要说“这部书所给与学术界的影响，与其说在辨驳的结论，不如说在他治学的态度与方法”。（周予同：《顾著古史辨读后感》，《古史辨》第2册，第321页。）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所著《新史学九十年1900年——》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当代史学史著作，该书将顾先生与胡适之同列为方法学派，这个判识是言之有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