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二）

中共八大期间中波领导人的接触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东欧各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自身的感受和政策的选择都比较接近，波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率团参加中共八大前，于9月10日宴请王炳南大使。席间奥哈布谈到，我们这次去首先是表明与中国党的团结一致，其次是传达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的敬意，第三是想吸取一些经验。从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党对很多问题作出了大胆的决议，虽然这是针对中国情况的，但对我们也会有用，我们也相信这些决议是正确的。奥哈布还表示，由于国内的复杂情况，他可能会提前回国。这里所说的国内情况复杂，主要是指七中全会后，波党内部的分化日益严重，改革派已经考虑请哥穆尔卡出面主持工作。关于这个问题，奥哈布在9月11日途径莫斯科时没有告诉苏联人，却在八大期间通知了中共领导人。

中国人对哥穆尔卡的第一次了解，大概还是来自苏联提供的情况。在6月与王炳南的谈话中，苏联驻波大使波诺马连科说，波兰的青年人“全都是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散布对苏的敌对情绪。王问到对刚从监狱中放出不久的哥穆尔卡的看法，苏联大使说，研究了许多哥穆尔卡的材料后，他认为这个人虽有“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但历史还是清白的。考虑到“哥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波诺马连科认为，他“可以留在党内，但不能担负领导工作”。或许正是因为知道莫斯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波兰人认为首先应该取得中共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

在中共八大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奥哈布表示，波兰党希望自己来解决波兰的问题，并谈到有意吸收哥穆尔卡加入领导层，以便巩固和加强党的地位。他感觉到，“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情况极富同情心”，也深切感到他们对中波两党的关系“充满信任感”。不过，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奥哈布没有提到波苏关系问题，甚至有意掩盖这种不平等关系已经出现的危机苗头。直到离开北京之前，大概对于苏联大使寸步不离的监视极为反感，奥哈布暗示中国人，他还有话要讲。于是，飞机在起飞前出现了“故障”，奥哈布得以同朱德单独见面。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奥哈布告诉中国领导人，在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人要破坏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只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总体框架内能够自主解决问题。同时，奥哈布又谈到哥穆尔卡复出的问题，并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同哥穆尔卡是一致的”。奥哈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已经感到波兰可能会受到苏联的干涉，而能够对他们提供帮助的，不是诺沃提尼、乌布利希或其他东欧国家，而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另一位波兰代表团成员米契斯瓦夫。马热茨（MieczyslawMarzec）则回忆了毛泽东关于波兹南事件对中国处理上海工人抗议事件发生影响的谈话，毛泽东强调指出，他向波兰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波兹南就是一种警示：“我们起初曾将上海事件视作反革命事件，但在接到我们驻华沙代表的电话后就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得不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召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做出了考虑工人要求的决定。……第一书记带着新的决定返回上海，落实了工人们的要求与愿望，上海的秩序一夜之间便恢复正常，每当我想起上海就会联想到波兹南，想到安定，想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这个说法就更让波兰人感到亲切了。

中国在阻止苏联武装干涉问题上的作用

波兰日益紧张的局势迫使奥哈布缩短了在中国的行程，匆忙赶回华沙后他不得不立即请哥穆尔卡出来主持大局。赫鲁晓夫得到情报说，波兰领导层将发生大规模人事变动，其结果对苏联不利。于是决定，一方面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赶往华沙，试图干预波党八中全会的领导层选举，一方面紧急调动军队向华沙逼近，以施加压力。经过10月19-20日夜以继日的会谈和争辩，赫鲁晓夫最后决定放弃对波兰的干预。与当时波兰的传说和人们的感受不同，笔者的研究认为，苏联领导人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他们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波兰出现的危机持何立场，这个立场是何时告诉苏联人的，中国的意见对苏联决定放弃武装干涉波兰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起了作用？

奥哈布后来回忆说：波兰曾经流传一种说法：“在波兰同苏联关系紧张期间，周恩来曾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苏联同志说，他们不同意干涉波兰”。他本人深信，“如果不是中国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苏联人“肯定会对波兰进行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据说波党中央有人透露：“要不是中国党支持的话，我们这次八中全会就决不会这样顺利。”还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苏联使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赫鲁晓夫可以不听波兰人的意见，但他不能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于是，波兰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

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说法。吴冷西的回忆录说：10月20日上午他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毛说接到苏共中央来电，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征求中共的意见。吴汇报了当时收到的外国通讯社消息——苏军正在调动，波兰也在积极动员。后又得到消息，苏共代表团已到华沙，正在谈判。毛认为情况紧急，于晚7时召见苏联大使尤金，对苏联的做法大加斥责，并要求他立刻向赫鲁晓夫转达中共的立场：坚决反对和谴责苏联武装干涉波兰。这个回忆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与事实有出入。

下面根据已获得的史料，按照事态发展的进程对问题进行分析。根据俄国的档案，已知苏联给中共的电报和通知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武装干涉的信息。刘少奇后来回顾事情的经过说：19日尤金只是向他通报了波兰的情况，中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苏联打算使用军队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进行阻止。

19日危机发生以后，驻波使馆当天发回电报称：昨晚苏共中央来电话说，拟派代表团参加波党八中全会，波党表示“希望不来”，但今晨6时赫鲁晓夫等人抵达华沙；传说波党已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民主化，一派反对民主化，“斗争激烈”；群众集会要求自由，与苏建立平等关系，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等：“今天还谣传驻德苏军将开进波兰，西里西亚地区苏境苏军亦向波边境集中，此消息虽不可靠，但亦说明一些问题。”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谣传”是否可靠，而在于中国外交部收到这个电报已经是20日17时20分，而译出电文则是在21日清晨。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19日来自华沙的新华社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简况的电讯。这时，赫鲁晓夫等人早已回到莫斯科了。因此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对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华沙的情况，也不可能对此发表意见。

19日晚上在华沙街头的确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当时波兰人也确实“众口一词”地说，“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但这些都属社会传言，并无根据，充其量是表达了波兰人的内心希望。至于美国报纸所说的“毛泽东的贺电”只是《人民日报》（10月24日）报道了哥穆尔卡10月21日当选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而已，因此，上述说法也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0月20日上午和晚上，王炳南两次拜访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了解到的情况是：波党中央一些人企图摆脱苏联，破坏波苏友好；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集团提出的政治局名单，其目的首先是向全世界公布波兰已脱离苏联；目前波兰的情况很复杂、很危险，报纸、电台全都在反苏分子和犹太人的手里；谣传的军队调动事，只不过是几个士兵在各处散步而已；赫鲁晓夫已经来华沙了解情况，正在想办法如何对付哥穆尔卡。虽然这两个谈话记录当时没有立即发往国内，但仅20日新华社和驻波使馆就先后发出了5-6封电报，详细报告了波兰发生的情况。

记者谢文清报告：西伦凯维兹、奥哈布等人在中央占绝大多数，他们主张民主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逐渐提高人民生活，并得到全国工人、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拥护；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马茹尔等人主张排挤犹太人，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的集中，这一派人数极少，但掌握着军队。八中全会前夕提出的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没有罗科索夫斯基一派，而增加了哥穆尔卡和莫拉夫斯基。19日晨赫鲁晓夫等突然来到华沙，要求参加波党八中全会，遭到拒绝。当晚工人、学生集会，声称“军队已集结在华沙周围”，要求全市“动员起来”，“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反动派制造骚乱和军队借口进行干涉”。华沙群众强烈要求哥穆尔卡参加党的领导，主张主权独立、波苏友好和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苏共代表团此次到华沙表示非常不满，认为是干涉内政。据传哥穆尔卡主张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和经济政策。20日群众集会人数更多，情绪更加激昂，但口号仍是“忠于社会主义阵营”，“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反对一切外来压力”。人们高呼哥穆尔卡的名字，并“热烈鼓掌”。

王炳南的看法与新华社不同，他报告了与苏、（东）德大使交谈后的个人看法：八中全会出现了“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以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为首的党内右派分子纠合犹太人以及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正在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个反苏运动”。哥穆尔卡集团通过他们掌握的报刊和广播，散布“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等谣言，到处组织学生和工人集会请愿，提出民主化、要平等、要独立的口号，实际上进行反苏活动，还造谣说“毛主席支持波兰对苏独立行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向右转的倾向。据苏大使表示，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以防事变。有人挑动群众反对军队在华沙周围集结，并组织特别委员会追查此次调动军队的责任。赫鲁晓夫来华沙，飞机在上空盘旋2个多小时才获准着陆，谈判亦未有结果。工人和学生随时会游行，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是存在的。苏联希望中国党“能使用影响防止此种错误发展”，而苏联直接应付有困难，“软则助长右派气焰，硬则有可能逼炸”。最后，王炳南请示使馆应如何表态。上述电报外交部均是21日才收到的，而且在这些电报中也没有证实有关苏联出兵干涉的情况。

毛泽东所知道的苏联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况，应该来自外电。不过，吴冷西当时向毛泽东报告的“外国通讯社消息”，并非“苏军正在调动”，而是已经过去的情况。经查，实际上吴当时看到的新华社转发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20日电讯的内容是：昨天晚上赫鲁晓夫命令军队包围华沙，扬言要用武力“镇压”波兰方面的“任何叛变”：“苏联军队和八百辆坦克正在向波兰首都开动”，“波兰各地都有关于苏联军队调动的消息”，“波兰的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奥哈布以退出苏波会议和“断绝一切关系”相威胁，终于迫使赫鲁晓夫停止了把苏军调到波兰的行动。

这就是说，10月20日毛泽东并没有从正式渠道得到苏联准备或已经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报，而吴冷西报告的国外传闻都是过去的事情，并且说明苏军已经停止调动。毛泽东不大可能根据这些消息就训斥苏联大使，并要求苏联停止军事行动。况且，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也不是如吴回忆的发生在20日晚，而是在21日。退一步讲，即使20日晚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对赫鲁晓夫的决定起作用——那时苏共代表团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20日会议的工作记录，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明确“结论”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如果罗科索夫斯基能留在政治局，那么苏联可以接受和忍耐。同时，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波诺马连科大使“在评价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时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19日苏波两党会谈的情况，说“会谈是在党的、友好的坦率气氛中进行的”。同日，新华社发回路透社21日电讯，说“苏军正在撤离华沙”。与此同时，中苏两党领导人都在开会研究波兰局势。

按照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工作记录，是否对波兰进行干涉的问题，苏共领导人决定在23日“召集兄弟党领导人”进行协商，“因为欧洲各党表示极为不安，因为波兰事件是以尖锐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在随后的讨论中，赫鲁晓夫表态：鉴于目前的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并表现出耐性。此议得到“大家赞同”，尽管莫洛托夫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波党的政策“已经改变”。当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各党的电报，请他们派代表来莫斯科商议波兰问题；委托米高扬等人审阅关于撤回苏联顾问致波党中央的信并报苏共中央最后通过；派专机接中共代表团。这表明，莫斯科已经有了“放弃武力干涉”的初步意见，但还要与各党商量，特别是听取中共的意见。显然，此时赫鲁晓夫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夜毛泽东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就是说，直到22日莫斯科才了解到中共和毛泽东对波兰问题的态度，这对于苏共领导人最后确定处理波兰问题的方针以及日后与波兰的关系无疑将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