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冷战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五）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动与终结

整个80年代，中美苏关系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将中美苏三角关系在这十年的发展作为一个阶段，只是为了描述和分析的需要。它们之间关系的互动和三国各自国内政治的演变，对这十年战略三角的影响都是相当明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苏战略三角是在80年代才名副其实的。

1．中美关系的巩固与发展

之所以说中美苏战略三角是在80年代才名副其实的，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在1979年实现正常化，才使中美关系最终能够在同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一样，在建立中国家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展开。尽管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就是友好关系，或者就一定比不具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更友好、更密切，但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的象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

如前所述，推动中美两国在70年代末建交的首要动力，是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使中美都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了共同遏制苏联在全世界的攻势，中美克服或者说是暂时搁置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在此巨大进步的基础上，迅速加强在安全战略领域的合作。

在共同遏制苏联扩张方面，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始终是坚决和明确的。而美国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卡特政府才下决心根本改变缓和政策，并因此下决心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

在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击败卡特，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对苏联素以态度强硬著称，他在选举中的对外政策纲领就是“以实力求和平”，即保持美国在军事上的全面优势，遏制苏联的扩张，以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受侵犯。里根在竞选中猛烈抨击卡特在对外政策方面“软弱”、“犹豫不决”，致使苏联的扩张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里根入主白宫后，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明显的调整，其主旨是通过强调实力地位，在同苏联的战略竞争中“重振国威”。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强调美国必须负起领导责任，坚决地推行遏制政策，才能抵御苏联在全世界的扩张；第二是突出意识形态斗争，强调苏联的制度是其威胁世界的根源，美国必须在依靠实力遏制苏联的同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改变苏联的现行制度；第三是强调实力政策，“以实力求和平”，依靠重整军备，强化实力地位，迫使苏联放弃其扩张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依靠实力与苏联争夺霸权，改变以往的被动地位。这项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为了同苏联争夺霸权，美国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以加强其与苏联对抗的地位。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强调实力和意识形态斗争，事实上也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这突出地表现在里根在竞选时，就台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挑衅性的言论。里根上台初期，明显地试图抬高台湾的地位，致使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急剧尖锐化，中美关系陷入一场危机。

由于美国的战略是遏制苏联，而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是要靠实力威慑苏联，在全球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这在逻辑上必然要求美国保持同中国的战略合作，至少不能成为战略对手。在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背景下，里根政府经过内部的激烈争论后，最终决定继续保持与中国战略合作关系。其具体表现就是在1982年夏，与中国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并达成了中美关系史上著名的“8•17公报”。

促使里根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苏联都表现出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意愿。不论双方当时是根据何种理由作出缓和的姿态，在美国看来其后果都将削弱它在与苏联对抗中的战略地位。因此在“8•17”公报签定后，美国为加强中美关系采取了不少措施，1983和1984年，中美进行了首脑互访，两国关系进一步巩固，双方的战略合和经济贸易、科学文化交流等，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一直比中苏关系更密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80年代初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尽管当时中美两国出于战略考虑，为解决危机找到了显然是暂时性的解决办法，但中国决策层已经因此下定决心，较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在美苏之间寻找更适当的距离，以便在三角关系中争取有利的战略位置。

以往的研究充分地证明，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可以说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一个时期里，反对苏联的战略扩张一直是中美关系不断巩固和向前发展直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推动力，安全战略合作是当时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

在从和解到正常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外力推动型”的关系，即双方改善关系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的需要。不过其中有两个问题当时被忽略了，而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们的影响的确是长期的，有时还是颇大的。

其一是关于安全战略关系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领导人在七十年代初决定与美国和解，主要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对美政策的调整与国内的极左政策是背道而驰的。美国领导人同样将安全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事实表明，共同的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美走向和解时，在各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并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这种心理状态的承重力相当脆弱，在中美关系逆转时则起到强化误解和敌意的作用。

从80年代初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巨大但一时还难以被清楚认识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动力是来自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历史性变动，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国内政治的革命性变化的结果之一，是根本改变了中美关系仅靠反对第三者来维系的历史局面。

综观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最具有意义的并不是双方曾经克服多少具体的困难，如台湾问题引起的矛盾等。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正逐步从单纯的“外力（应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驱动型转变为“内力（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和“外力（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需要）”的双向驱动型。

从历史演变的脉络看，自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打开中美和解的大门，两国先是为了对付共同威胁而形成了没有内在要求的战略合作关系；然后在战略合作过程中，逐步产生出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所谓“内在动力”是相对于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如共同对抗苏联扩张以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等）而言的，它是指产生于中美两国社会内部的对发展、扩大双边关系的需要，包括发展经济贸易、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人员之间的交往，等等。

毋庸讳言，中美社会内部发展双方关系的推动力的强弱是不同的。中国社会中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超过了美国方面，它包括了发展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文化、甚至在政治改革中学习美国民主政治的某些经验。美国方面则更多地考虑贸易和安全领域的需要，其发展关系的内在需求不如中国那么强劲。这是理解当时和后来中美关系中一系列问题发生及其解决方式的重要因素。

80年代中美关系的转型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这种转型，中美关系能够经受住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造成的巨大冲击并获得后来的发展，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中美关系在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特征，概括地说它们包括“重要”、“全面”、“复杂”和“具有渗透性”等四个方面。

“重要”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而且对全球和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具有举足重轻的影响。正是这种双重的重要性，促使两国必须谨慎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外部力量的严重牵制和影响下，它们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

“全面”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地区。这种状况决定了双方对对方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各自国内不同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集团利益等等的影响，很难在各个领域里表现出整齐划一的态度，也很难在某一个领域里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

“复杂”是指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内容和范围都越来越广泛的利害关系结构，不同层次上的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利与害并存、冲突与妥协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敌”或“友”、“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等等范畴，都不足以概括中美关系的现状，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也是如此。

“渗透性”是指中美关系已经渗透到双方各自的社会生活之中，对两国的国内政治均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很难说在两国内部对对方的某一种看法会具有多么重大的普遍意义，或者一个时期甚嚣尘上的呼声就一定会一成不变地张扬下去。进一步说，双方都有可能通过影响对方社会内部的形势来影响对方的政策。

上述四个特征在其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对当时的中美关系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在冷战结束后对于维系中美关系和塑造中美关系的形态，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0年代中美关系的演变也揭示了维持双方关系正常化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和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冷战结束后中国会争取与美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中美能够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2．中苏关系正常化

80年代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尖锐对立到重新正常化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包括双方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双方各自国内政治的变化，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化。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4年，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89年。

如前所述，70年代末由于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扩张和中国的坚决反击，80年代初两国关系仍然处于尖锐和全面的对抗，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双方在印度支那和阿富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过在尖锐对抗的同时，中苏双方都出现了缓和甚至改善双边关系的需求。

从中国方面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国家战略的转变必定要带动和指导对外政策，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整。中国为了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因此必然需要一个相对稳定与健康的中苏关系。

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国就利用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机会，尝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1979年9月25日至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率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了第一次国家关系谈判，以确定两国结束同盟条约后建立新关系的准则和基础。由于苏联当年底入侵阿富汗，致使中国宣布推迟谈判。从此谈判搁置了两年多，中苏关系陷入更加严重的对抗。

1979年以后，中国在亚洲采取坚决与苏联对抗的政策，包括采取军事行动，固然有以往政策影响的痕迹，但总的说是对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反应。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蓄意地奉行与苏联对抗的政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80年代中国国家战略的具体目标，并强调在经济建设、国家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这个方针已经包含了调整对苏联的政策的逻辑。

中国在1982年明显调整外交战略布局也有其具体原因。根据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基本特征，中国在这个时期调整对苏联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与中美关系的变化有关。里根执政后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性言行，使中美关系一度陷入危机，直到“8•17公报”签署，才得以缓和。经过如此的反复以后，中国领导人明显地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警惕和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警惕和不信任是合理的，因为美国尽管在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方面，与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努力，但始终没有放弃干预台湾问题的立场。

与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苏联也开始考虑调整其在70年代推行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在苏共26大上，苏联领导人初步表达了希望缓和中苏关系的意愿。1982年3月24日，勃烈日涅夫在塔什干就对华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有三点重要内容表明苏联有意改善中苏关系：1，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2，中国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3，准备同中国讨论边界问题，并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措施。

导致苏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首先从外部环境看，苏联70年代推行的扩张政策，已经造成它在世界上空前地孤立。尤其是在亚洲，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使它遭到绝大多少亚洲国家的反对，它在亚洲陷入极度的孤立。

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苏联的扩张是促成中美战略合作的主要原因，结果是苏联的战略地位被严重地削弱。

苏联面临的军备竞赛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国于7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扩充军备，里根执政后不久，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