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三）

（三）革命中的新格局。

从抗战结束到内战爆发，美苏国共关系实际上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从现象上看，国共内战爆发后，美苏对中国局势的关注明显地迅速下降。当国共矛盾演变为为国家政权进行殊死较量时，美苏却全神贯注于欧洲和近东地区的对抗。美苏是世界级的大国，它们的对华政策固然受到它们在其他地区的矛盾、对抗、经验等等的影响，但是严格地说它们主要是同国共矛盾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47年秋季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起，真正影响美苏国共关系变化的主要事态是中共在内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47年春美苏冷战的升级和相关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必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将摧毁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蓝本的国际秩序，有关国家必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1948年11月解放军攻占沈阳后不久，中共中央立即宣布，"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差不多在此前后，美苏均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总的说来，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都是维护它们各自的在华利益。从后来的结果看，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胜利发展，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步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势力和利益被彻底清处出中国；苏联则相反，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直到与新中国结成同盟。苏联固然在客观上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地理上与中国接壤，美国则远在万里之外。但导致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苏同中共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不论这种支持达到何种程度和有何种复杂的特点；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不过当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剧烈的和根本性的变动的时刻，这种本质的区别大致决定了美苏对华政策演变的方向，至于演变的过程的确是相当复杂的。

随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政府尽管在公开声明中继续标榜支持和平解决国共争端，但它在1947年1月以后采取的一些列行动表明，其政策已经转向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这项政策几乎立即被中国军事形势的急剧转变证明是注定要破产的。从1947年7月魏德迈使华到1948年末开始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而最终未能实现，再到企图"等待尘埃落定"结果却被逐出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摇摆、矛盾之中。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突出反映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即不论从经济、文化等等哪个方面看，美国都缺乏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某个时期对于美国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它在美国战略棋盘中所起的作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样，当蒋介石下决心用武力消灭中共时，冷战正愈演愈烈，同苏联的尖锐对抗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同遏制苏联联系在一起。1947年间，美国政府中对国共斗争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中共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中共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而且中共已经表明将"忠于苏联"。正是因为视国民党政府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一大障碍"，美国政府立即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并不断增加向后者提供援助。当后者已经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注定要垮掉时，美国政府仍然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抢救。

但是即使是为了遏制苏联，中国的重要性也只是相对的。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美国人的话说："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只能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不论美国会中亲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帮"和"援华游说团"如何鼓噪"不能忽视中国"，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

美国领导人当时对中国的看法同样加剧了美国战略安排的后果。杜鲁门曾经声称：抗战胜利时"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1911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利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作用的评价与抗战时期相比，已经一落千丈。如果说在抗战期间美国有意与国民党政府建立某种有意义的战略联盟，那么马歇尔使华失败则意味着那种战略联盟的破产。冷战的爆发后，美国政府固然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发挥遏制苏联的作用有所期待，但是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步步失败，美国政府几乎彻底失望。美国政府内部认为："在可见的将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只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而最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即使苏联也"只会把它看作一个巨大的贫民院，避免对它承担责任"。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日政策的讨论与修订，一项扶植日本的政策开始付诸实施。欧洲优先、贬低中国的战略价值和扶植日本等等，构成了解放战争后期美国考虑对华政策的几个关键性环节。

当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混乱。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无法摆脱国民党政府的纠缠；企图通过与中共建立一些联系以便维护住在华利益，包括商业利益、文化联系、以及如果可能也保持一些影响(如离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等等，结果却事与愿违。诸多论著分析了造成美国"脱身"不成的原因，不赘述。这里只是强调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敌视主要源自美国人的冷战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反革命思想，这两种观念在深层次上决定了美国无法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作出合理的反应。

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中，美国人将战后不论哪里发生的革命运动都归结为苏联的"扩张"，各国的共产党都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同样，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决策层即断定，中共的胜利"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因此"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既然中国革命也是苏联"扩张"的工具，根据杜鲁门主义的规范，它属于苏联"间接侵略"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有责任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地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人视任何社会革命如洪水猛兽，认为社会革命将造成无政府状态，摧毁或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也包括美国正在从中获利的国际秩序。从美国有关人士的言论--不论是司徒雷登建议中共在新政权中"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派"，还是艾奇逊对"中国又要回到纷争割据的老路上去"的分析和对新中国将成为"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或"不文明国家"等等的标准的议论，--都清楚地表明，那些参与美国政策制订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革命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极其深刻的矛盾，以及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的两重性。结果是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始终是步步为营的。美国人的言行无法掩饰地流露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蔑视，因而通常都被视为是敌视和挑衅性的，其结果难免导致美国走上与新中国对抗之路。

苏联同样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在东亚以确保雅尔塔秘密协议划定的格局为基本界限，即巩固对安全缓冲区的影响和争取经济利益。中国内战爆发后，尽管东北苏军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但很难说那意味着苏联政策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即使在东北苏军鼓励中共夺取北满的战略要地的时期，重庆的苏联大使馆仍然拒绝与中共代表交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的力量如此弱小，很可能在大规模内战中被打败，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苏联对中国内战的关注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迫使美国撤军和防止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

当苏联确定中共已经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后，它开始根本改变对华政策，从战略层次上考虑加强与中共的关系。事实表明，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苏联对中国事态发展的理解力远远超过美国，其反应也合理的多。从1948年春季起，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积极起来，斯大林告诉当时受命负责对中共援助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障"。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到东北后明确向中共方面转达，苏联将向中共提供更多的援助，并有意与未来的中共政权发展关系。

不过，苏联领导人不仅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和中共站在"哪一边"，而且必定会认真地考虑和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实行的内外政策将在东亚造成何种新的国际秩序，以及苏联的利益在其中能否和如何得到保障等等。差不多从1948年冬季起，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全面了解中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的内外政策，并亲自掌握对华政策。不过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即遭到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就国共和谈问题提出建议，结果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拒绝。他经过认真的解释说明以后，才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理解。很可能是接受了这次教训，米高扬在会见中共领导人时才出言特别谨慎。

这一时期苏联最有意义的决定是立即派遣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月前往西柏坡，以及7月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刘少奇率领的中共高级代表团。通过两党高层互访，苏联与中共中央就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得了相当一致的意见。在协调政策的过程中，苏联不仅基本上保全了它的既得利益，而且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它与新中国结成同盟。

与美苏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制订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从中共领导人面临的客观形势看，美苏政策的调整或多或少地留给中共领导人一些选择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应该从中共的指导思想和中共对有关事态发展的反应过程两个层次加以分析。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主要还是从革命者的角度认识有关问题的，所以必定要以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并在中国革命运动经验的影响下，制订对外政策和处理与美苏的关系。他们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不论当时是否发生美苏冷战，上述理论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领导人对美苏的态度。实际情况是，欧洲几国情报局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几乎立即接受了苏联关于"两大阵营"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包括"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美国的帝国主义"奴役计划"。"一边倒"的确既形象又典型地揭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基本倾向和基本选择。

不过确切地说，"一边倒"更多地是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它所要阐述的不仅是在美苏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处理与美苏关系的一般原则，而且包括着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基本设想。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正开始考虑如何建立新的政权。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如何处理与美苏的关系是同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共与苏联高层互访和沟通表明，如果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作到基本协调，后来的苏联与中国结盟以及中国成为苏联阵营的成员等，都是不可能的。反之，美国不仅在行动上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还企图干预未来中国政权建设,是使中共领导人下决心停止与美国方面接触的关键性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苏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中，中共对苏联和对美国的政策必定要相互影响，问题是这种相互影响会达到什么程度。至少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在两个阵营中决定站在哪一边是政治原则，但政治原则与对外政策毕竟是有区别的。因此中共领导人对有关事态的反应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层次上看，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维护中国革命运动的成果，争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他们当时衡量外部政治势力是敌是友的首要标准。对美国如此，对苏联亦然。毛泽东在决心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时候，不仅强烈谴责美国援助蒋介石，而且尖锐批评苏联人恐美媚美的精神状态，并要求坚决肃清其在中共党内的影响。他将这两者同样视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障碍。在1948年末和1949年初相继发生的两件事再次证明，在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美苏是使用统一标准的。

其一是1948年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报告说，一个自称与马歇尔等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条件是新政权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青岛等地驻军。毛泽东对此反应强烈，此后挫败美国的此类"政治计划"成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问题。11月中旬中共军队封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后，中共中央曾经设想新政权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4个月后中共中央则确定了不急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美国的上述立场显然是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是发生在1949年1月中旬的斯大林建议中共中央进行和谈。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绝。他告诉斯大林：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共不必在采取迂回的方式争取胜利。他还修改了斯大林给国民党政府的复电，这种勇敢举动在苏联阵营中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由次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维护革命成果的决心。

从后来的发展看，斯大林显然接受了教训。在涉及中国革命战略和重大政策等问题上，他对中共领导人的决定、方针和政策等等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这是苏联与中共关系能够比较顺利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正相反，5、6月间司徒雷登在与中代表接触时，仍然痴心不改，继续要求中共接受美国的主张，包括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新政府中要接纳"民主开明人士"和不与苏联结盟。正是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干预和从中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使中共领导人宣布："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领导人立即予以猛烈地批判，中美走向对抗由此开端。值得指出的是此时刘少奇正从莫斯科满载而归。

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宗旨就是挽救自己的覆灭，其努力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继续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阻止美国从国共内战中脱身。总的说来，国民党政府的努力效果不佳，因为只要是美国政府希望做的，国民党政府都未能阻止，如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不再向国民党政府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编制和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等等。美国之所以没有最终抛弃国民党政府，固然同后者在美国的游说有关。但根本上与其说是国民党政府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与中共关系变化使然，即美国与中共对抗的需要才使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得以延续。

其二是使中国内战国际化，利用国际力量的介入来阻止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由于美国有调处失败的经历，而且在内战中是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已经失去调处的资格，国民党政府多少对苏联寄予希望。早在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时，蒋介石即表示要加强中苏关系。国民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也因不满于美国援助不力，声称寻求苏联帮助，出面斡旋国共冲突。1948年初，南京一度风传苏联有意调处国共内战。1月7日，张治中会见奉召即将回国的苏联武官罗申，提到改善中苏关系和希望苏联"帮助中国达到和平的目的"。罗申表示将向国内报告。国民党方面随后告诉美国驻华使馆，苏联有可能在国共间斡旋。罗申返回中国后，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更使上述说法增加了某种可信性。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函美苏英法，呼吁国际调停。国民党领导人肯定清楚，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影响中共的政策，所以他们真正寄予希望的就是苏联。在照会发出之前，国民党方面已经与美国大使馆探讨，以美国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换取国共"隔江而治"。如上所述，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苏联明确告诉国民党政府，它拒绝居间调停国共冲突。这一时间在中苏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苏联不再将国民党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对手。苏联与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已经明朗，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彻底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了。

事实表明，当中国革命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支配美苏国共关系的主要事态是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以及由此对东亚国际政治造成的冲击。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基本上取决于它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以及试图和实际上与中共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中共的胜利则不可避免地使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关系带上强烈的革命色彩。

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苏关系从同盟到敌人的变化和它们各自的对华政策的调整，均对中国政局、特别是对国共关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国共关系的演变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共两党各自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和有关的政策决定。它们不论在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哪个阶段上，都是以利用外部力量以便在国内斗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为出发点和首要考虑的。总而言之，当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结束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对中国形势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程度不同，总的说来是有限度的和逐步弱化的。这表明当时大国干预中国事务的能力和愿望都有限，美苏之间在中国有限的相互遏制使国共可以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一竞雄长。正是它们的斗争的结果（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