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冷战、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大国关系（五）

印度对华政策与中印边界冲突：进程和影响

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认为，中印两国将“继续友好下去”，但他显然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尼赫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表露了这种担忧，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

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作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对待周恩来就象对待一个小兄弟一样。周恩来后来同锡兰的一位外交官会谈时说：“我见过蒋介石，也见过美国的将军，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向尼赫鲁那样傲慢自大的人了。”尼赫鲁的傲慢态度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极大的敌对情绪”。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

导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由于印度同美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1954年《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后不久，尼赫鲁即指示有关部门：印度对待北部边境的态度应该是“坚定和明确的，是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一个问题。应该将边界哨所制度推广到整个北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那些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也设立哨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1年11月2日印度决策层最终形成了有关“前进政策”的指令。随后，印度加紧进行军事部署以实施这一政策。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方面共在中印边界地区建立了43个哨所。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早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1961年3月，尼赫鲁对来访的哈里曼(AverellHarriman)明确表示，“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来自莫斯科”。他还强调，中国的侵略意图正处于高峰时期，形势是危险的。1962年3月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Bowles)访问印度时，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的考尔将军(B.M.Kaul)会谈。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提供援助。10月12日，考尔同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会谈时进一步表示，印度打算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但“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10月18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后在同加尔布雷斯的会谈中，强调印度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不管是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尼赫鲁指出，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使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这一措施也会扩展到中印边界西段。加尔布雷斯表示，美国支持尼赫鲁的这一政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希望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对于印度这类国家的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的实践。

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帐。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的说法，要求中国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边界线，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由此确立相应的方针政策，并直接影响到对印度的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印度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

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认为“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另外，苏联在西藏问题以及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加剧了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对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起到了相当的鼓舞作用。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在总体上反映了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苏中关系和苏印关系的影响。而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反应，则突出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斯大林逝世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苏联称赞印度是“大国”、“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等。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

对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的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

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在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而在苏联看来，中共中央的立场不仅反映出中共中央不愿正确评价自己对印度政策的错误，同样也不愿正确评价苏共中央为处理中印冲突所采取的措施。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并对两党和两国关系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从1959年年底开始，中印边界问题就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同一时期，在苏联政策的影响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也支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认为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和塔斯社的声明是“正确的、英明的和及时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反应，使中共中央更加坚信，必须坚决反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体现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领土和边界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尼赫鲁呼吁苏联介入冲突，并开始公开请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10月26日，尼赫鲁致函肯尼迪声称：“在此危急关头，我自信将得到您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印度拒绝中国方面的停火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1月18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尼赫鲁在没有同内阁商量的情况下，在11月20日连续给肯尼迪发出两封急信，呼吁美国同印度结成同盟，干预中印边界冲突，并希望美国直接参加战斗。

另一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美国和英国立即做出反应支持印度。美国不仅向印度提供了紧急军援，而且还提供有关中国军事行动的情报。与此同时，12架C-130大型运输机赶赴印度，帮助把克什米尔前线的印度士兵运往东部。为进一步表明对印度的支持，肯尼迪指示加尔布雷斯大使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约定俗成的国际边界线。11月14日，印度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国军事援助印度的协议。英国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也是强硬和明确的。1962年10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英国“一向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并且当然继续这样做”。英国还向印度提供了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援助印度的第一批军火物资。

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保证以后，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苏印关系在边界冲突期间迅速发展，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决策。边界冲突爆发后几小时，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印使馆致函尼赫鲁，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感到遗憾，并呼吁两国在停火后进行谈判。在中国提出停火建议后，苏联希望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进行谈判，《真理报》10月25日的社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尼赫鲁一开始非常不满苏联的政策，特别是对《真理报》的社论。为此印度在边界冲突期间反复向苏联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力图使苏联支持印度。1962年11月9日，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T.N.Kaul)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再次明确表示了苏联的中立立场。在11月24日同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会谈时，考尔发现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表示，在上次会谈中他不能做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必须进行“战备”。赫鲁晓夫保证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中国方面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并进行了相应的外交努力。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开始，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

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因素，除了美国、英国等国的强硬反应外，中苏关系、古巴导弹危机、亚非国家的态度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分裂等，都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1962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欢送刘晓大使离任的宴会上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赫鲁晓夫还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扬又约见刘晓，通报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苏联毫无疑问希望中苏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苏联当时希望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给予大力的支持，并通过相关的外交渠道向中国做工作。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外交官多次向中国官员强调：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合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严重的祣!@#q1a2z3w4s5x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