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关系由对峙走向接触的历程（二）

(三)中韩海洋权益冲突频发

北起鸭绿江口，南达中国长江口北角至韩国济州岛西南角一线的黄海，是联结中韩两国、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海域。朝鲜战争爆发后，黄海变得不安静起来。1952年1月18日，韩国政府发布了李承晚签署的《对邻近海洋的主权宣言》，自行宣布对朝鲜半岛周围及大陆架199海里以内海域的自然资源、矿物和水产拥有主权；强调为防止鱼类等资源财富受到损害，保护国民与国家的利益，由政府监控水产渔捞业；宣布政府将维护上述规定的保护水域界线，这条199海里的水域界线，被称为“李承晚线”。李承晚此举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与日本。随后韩国政府又公布了《捕获审判令》，为拘捕审判进入所谓“李承晚线”的外国渔民，提供了法律依据。朝鲜战争结束后，黄海海域的海事冲突多次发生，韩国舰艇屡次侵犯在此作业的中国渔轮，给原本对立、紧张的两国关系火上浇油。至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两国海事纠纷主要表现为民间渔轮间的冲突。1975年春季渔汛期，韩国渔轮多次冲撞在东海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轮，并破坏渔具、抢夺渔货、打伤渔民，甚至闯进中国领海。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无视东海大陆架属于中国的国际惯例，私自允许外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进行石油钻探活动，还伙同日本在东海大陆架搞所谓的“共同开发”，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韩国的行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同邻国在黄海和东海的划界问题仍未解决。

(四)中韩两国还对对方国家的政局变动品头论足

中国舆论对韩国政府镇压民主人士与学生运动的行为进行谴责，对韩国人民的民主运动给予声援；同样，韩国舆论也对中国政局的变化，特别是10年动乱期间中国政局的剧烈变化，不时发表评论和抨击，构成两国口诛笔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韩双方的官方观点和传播媒介在涉及对方的问题上，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差别，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对某些事件的报道也不够准确，难免有夸大之词。但在当时特定的冷战气氛之下，这些情况的发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大国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缓和，中韩关系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对韩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冲击。在被美国“出卖”的强烈意识下，韩国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全感，迫使它调整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韩国开始积极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途径和时机，以结束多年来相互对峙相互隔绝的不正常状态。1973年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声明》。声明称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韩国将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一切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差异。

但是，“6·23宣言”发表后，韩国谋求改善同共产党国家关系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冷战格局没有根本突破的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中朝关系的特殊性，中国对韩国方面种种改善关系的信号，未能作出积极回应，朝鲜方面则直接表示拒绝。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韩之间在发展非政治性关系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中国驻外官员开始同韩国外交官进行接触，中国开始允许驻香港及驻国际机构的官员为谈判或参加国际会议去韩国等等。1974年9月，中韩建立了邮电通信联系。从1975年开始，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侨民或朝鲜族居民可以到韩国探亲访友，持有韩国官方护照的人也可以到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或从事各种训练等等。

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独立发挥作用的愿望与信心也空前增强。韩国开始自主实施“北方政策”，即所谓的“北方外交”，表明韩国将外交政策优先定位在改善同苏联、中国的关系上。进入80年代，韩国更积极地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迫切希望来自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1983年，全斗焕总统对朴正熙的“6·23宣言”进行了重要修正，指出韩国不仅要同与朝鲜有关系、甚至关系密切的国家如苏联、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也不反对同韩国关系密切的友邦国家同朝鲜改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80年代初中韩两国在抨击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共同语言。两国的舆论与外交行动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无形中拉近了两国的距离。为了推进同中国的关系，韩国政府制定了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阶段具体计划，即扩大体育交流、增加经贸往来、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韩关系升温也基本上是通过这几个阶段来实现的。

一次偶然的事件为中韩官方代表的最初接触提供了契机。1983年5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劫往韩国，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率团赴韩国进行处理，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到访韩国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劫机事件成为两国官方接触的开始，也是双方关系的转折点，着实让两国外交人士感到意外。从此以后，两国在体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展开，民间往来不断增加，经贸关系也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

随着双方往来的日益频繁，中韩对峙的坚冰也逐渐走向消融，彼此的相互敌意也日趋减弱，韩国政府开始酝酿和推动中韩两国政治关系的突破。同时，中国也逐渐改变了外交思维方式，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积极调整同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力图在不引起朝鲜过激反应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策略，尽可能改善同韩国的关系。中国的新闻媒体对韩国的国内事务特别是群众争取民主化的斗争采取低调处理，舍弃了昔日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敌对情绪，没有进行煽动性宣传。这表明中韩关系正在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8年2月25日，韩国新上任的总统卢泰愚在其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将扩大同那些和我们没有交往的大陆国家实行国际合作的渠道”，韩国“要推行生气勃勃的北方外交”，“推进同那些和我们有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这将“有助于东亚的稳定、和平与共同的繁荣”。在这里，卢泰愚将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改善与大韩民国同中苏等北方国家关系的改善，视为外交政策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认为推行北方外交是“通向”朝鲜半岛统一的“大门”。7月7日，卢泰愚发表的《争取实现民族自尊、统一与繁荣的特别宣言》(“七七宣言”)中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和谐合作的时代，韩国将在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的基础上，和北方一道寻求共同繁荣，帮助北方改善同(韩国的)非共产主义友好国家的关系，韩国也将努力实现同中国、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卢泰愚进而提出了实现民族和解的6点主张：推动南北各领域人士的交流和旅居海外韩国人自由往来于南北方；实现南北方1000万名离散家属互访；将南北间贸易视为民族内部贸易；不反对韩国的友好国家同北方进行非军用物资贸易；韩国协助北方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让南北方代表在国际场合自由会面；韩国协助北方与日本、美国改善关系等。这篇演说向北方传递了停止敌对的重要信号，并强调要改善同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关系，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进而促进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对话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