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刘文辉，就不会有刘文彩的历史。
　　1920年，刘文辉自立门户，在叙府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他决心统一全川，为此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
　　1922年冬刘文彩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刘文彩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期间，刘文辉实力迅速膨胀，成为地位仅次于刘湘的四川第二号军阀。为盘踞四川腹地，1925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刘家军精锐亦随之移驻川西。叙府城防交给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兄弟俩虽天各一方，但他们之间有条专用电话线，每天至少通话一次。
　　二十四军防区凡与聚敛钱财相关的要职，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就成了刘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职责。[更多]

刘文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仍然不能在叙府一手遮天。因为叙府至关重要的权柄军权并没有到手；叙府城防司令、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并不买刘文彩的帐。
　　1930年春，刘文彩正式组建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1931年下半年刘文彩又组建二十四军第四十一团。所需武器全部由刘文辉拨付。主要军官也由刘文辉从成都军校毕业生中选派。
　　刘文辉随之发布命令，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1932年1月15日，刘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刘文彩在叙府组建正规武装。对覃筱楼构成直接威胁。两强相争，必有一伤。刘文彩位高权重，又是“皇亲国戚”，覃筱楼与他斗法，谁胜谁负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军心浮动。……
　　斗倒了覃筱楼，刘文彩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大权归他一人把持。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更多]

刘文辉扛起反蒋大旗，直接改变了刘文彩的商旅生涯。刘文辉反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刘文辉赠汪精卫的活动经费，二十万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刘文彩私囊。刘文彩另从私囊掏出十万大洋，向反蒋派极力笼络的东北张学良购买枪械，装备二十四军。
　　反蒋让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固然不少，与税捐大员刘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投机贸易不过是刘文彩的“副业”，通过征税为刘氏家族集团聚敛钱财，才是刘文彩的主业。
　　然而，投机商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又远不及“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则远不及“鸦片大王”刘文彩牟取的暴利。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农业衰败，工商业凋敝，合法产业无法给军阀提供足够的税金。但仗还在打，军还在扩，军队不可一日无饷。无可如何之中，便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罂粟几乎适合全国栽种，而且是惟一的高利润农作物。有了这棵摇钱树，就能购置军火，扩充实力。
　　1927年夏，刘文彩召开“川南禁烟会议”，此次会议，盗名“禁烟”，实则是公开确立鸦片专卖制度，由于军阀政权垄断鸦片贸易，独享其利，川南鸦片贸易开始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在禁政首长刘文彩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腾飞。叙府从此变成了一座烟城。[更多]

到1928年，终于形成了“二刘”共宰四川的局面。刘湘刘文辉叔侄关系由此发生逆转。1932年10月1日，战争爆发，刘湘部与刘文辉部正式交火。
　　11月21日泸州沦陷，通向刘文彩卧榻叙府的门户无遮无拦。
　　但刘文彩不死心。叙府城高池深，粮弹充足。而且刘文彩手中有“叙南清乡司令部”辖下的两个团，还有刘文辉派来的高育琮旅，论兵力也不单薄。所以刘文彩认为胜负未定，还可与刘湘一较短长。
　　毫无沙场履历的刘文彩完全失算。二十一军不走水路走陆路，高育琮旅防不胜防，略事抵抗即退入叙府城。叙府外围尽为二十一军攻占，刘文彩叫苦不迭。 此时，枪声炮声声声入耳，刘文彩不能不作弃城之想了。他给叙府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记，是臭名昭著的“打门捐”。
　　军阀部队调防，都要向原驻防地收一次开拔费。一般是找商会承头。刘文彩这次撤得急，便由部队直接催收。1932年11月23日，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局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匆匆拍板：东城八万，南城五万，西城四万，北城三万。限两天内收齐，并要各区团保当场开列交款户名单。会后即宣布全城戒严，由团保持刘文彩手令，带上军队到各户收取。
　　11月25日，刘文彩带着20万元“打门捐”，在二十一军步步紧逼之下，撤离叙府。他在这里度过了整整10年，在这里发家致富，在这里与爱妾凌旦相识……对这座富饶繁华的城市，对这座镌有他生命足迹的城市，他恋恋不舍，可又不得不忍痛远去。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 [更多]

1939年元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在“二刘之战”中一落千丈的刘文辉家族集团，至此终于恢复元气，东山再起，主政西康。
　　刘文辉在西康的“多头政治”也迅速启动，概括起来不外两头。一头是体制内，一头是体制外。刘文辉长期从政，在官场上自是应付裕如。但体制外发展，即联合川西民间力量，尤其是联合川西袍哥和土匪，则非刘文辉所能为、所应为。久作困兽的刘文彩于是破门而出，大闹江湖……
　　刘文彩对西康袍哥的驾驭相当成功。1941年冬创立的“公益协进社”，由安仁原来的五个袍哥公口合并而成。不过一两年间，公益协进社就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威震川西。
　　公益协进社异军突起，“成为40年代川西农村实力雄厚的袍哥组织”。安仁从此不再只是刘文辉的后院，而且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在川西江湖的大本营，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伸向四川的一个主要的桥头堡。
　　公益协进社不仅叱咤江湖，对官府同样颇具威慑力。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更多]

刘文彩不是特立独行的人，一旦跻身上流社会，根本不可能抗拒上流习俗。抽大烟是这样，赌博是这样，私生活方面也是这样。刘文彩一生中，有过五位妻妾。发妻吕氏，正室杨仲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慧灵、王玉清（右图）。
　　……刘文彩这次确实爱得投入，为凌旦不惜夫妻反目，挥金如土，大开杀戒。但这些只是刘文彩所付代价的一部分。刘文彩“与妓共舞”，辱没门庭，刘氏家人莫不震惊，族长、长兄刘文渊更是又羞又恼。刘文彩承受着巨大的家族压力和社会压力。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不仅将凌旦迎入叙府公馆，而且在“二刘之战”中，与凌旦双双把家还，坦然面对父老乡亲莫测的目光和列祖列宗的灵位。如果是逢场作戏，刘文彩大可不必这样做。可见刘文彩并未计较凌旦的出身，确实想和凌旦厮守终生。
　　但他俩仍然好景不长，仍然逃不脱始乱终弃的厄运。
　　……在私生活方面，刘文彩肯定不是正人君子。声色犬马，眠花宿柳，用之于中年刘文彩，可说十分贴切。富贵思淫欲，是中国暴发户的通病。刘文彩不过一介基本文盲，要他不被权力和财富所腐蚀，不被恶浊的社会生态所同化，不沉溺于声色犬马，这无异缘木求鱼。 [更多]

1949年10月17日清晨，文庙后街公馆的树上站满了乌鸦，凄凉的聒噪，一阵紧似一阵。刘文彩早就醒了，听着窗外乌鸦的叫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那天早上厨子照旧送来稀饭咸菜，刘文彩一口也吃不进。刘文彩不吃，老老小小就都没心思吃，公馆的气氛显得分外压抑。在床上躺了一阵子，刘文彩不耐烦了，嚷着要回安仁，他要死在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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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清则回安仁拿早先准备好的寿衣和棺材。车开进文庙后街公馆，开到花园前面停下，几个人把刘文彩抬出来，放在台阶上的一张椅子里。刘文彩本来处于半昏迷状态，这一抬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睛，左右打量，明白自己并没有回到安仁，轻轻叹了一声，然后头一偏，断气了。因刘文辉反蒋起义已到最后关头，当局强化了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的监控。所以刘文辉一再嘱咐不要太过铺张，以免惊动当局。在成都办的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排场。杨仲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请和尚为刘文彩念了一个多月的经。随后将刘文彩遗体运回安仁。这时已经是1949年10月。
　　刘文彩逐渐从世上消失了。他是和他的时代一起消失的。他的那个时代是典型的乱世，而他则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奇才。他和刘文辉固然是两位一体，但他的性格与刘文辉却是迥然不同---他远不像政治家刘文辉那样张弛有度和善于变通，更多江湖游侠的孤傲任性和奔放不羁。所以，他只能在乱世中找到生存空间和用武之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