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谈百年中国史:毛泽东功劳过大

《博览群书》 2009年第12期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114万字的四卷本著作，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一直写到2000年。近日，本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关注民族复兴走过的道路

问：您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探讨的是中共在解放战争中为何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最后胜利。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主要想探讨什么问题?

金冲及：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我想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方面的。20世纪过去了，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20世纪这样，进步这么大，变化这么快。从不好的方面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人，带来那么大的灾难；从好的方面来说，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出现了苏联十月革命和后来的新中国。另外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个变化的时间。20世纪打开第一页，八国联军就占领了北京，而且控制北京整整一年。也很巧，20世纪几乎一半一半，前一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1949年到2000年刚好也是一半，要解决的是怎么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社会，解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世纪初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怎么会在100年中间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解答。国外有人也写过20世纪的历史，但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现在一部也没有。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觉得应该有一部这样的历史。

从主观方面来讲，我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我教过十几年中国近代史，那时讲的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我从1953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开课，一直开到1965年，讲了十几年，都是讲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1981年，开始主编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几部传记，又研究共产党的历史。研究共产党，不能不了解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的历史，这样就把国共这段历史也研究了一遍。

梁启超曾经批评曾国藩的年谱，说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只讲曾国藩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而没有讲太平天国的情况。但曾国藩的活动和太平天国的情况是相互因应的，只讲曾国藩一面的事，后人来看，还是了解不了那时的真实情形。所以对国民党的研究，我还是花了比较大的力气。另外，我是受国民党的教育长大的。我进大学时是1947年，1948年入党，在复旦大学。对国民党的书还是读得比较多的。现在我在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带博士生，两个方向，中共党史和中华民国史。改革开放以后，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参加过中央的会议，还参与过起草一些文件，所以改革开放的历史大体也知道。这是我写这部书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这部书有一个主题，就是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过的道路。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理由很自然，20世纪初，中国到了灭亡的边缘，接着日本又加紧侵略。大片土地沦亡，为什么到世纪末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某种程度上，不光在国内，国际上很多人也觉得很好奇。怎么变过来的? 用这个主题，就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贯穿起来了。

问：您的这部书用了很多新发现的材料。请就这一点谈谈。

金冲及：这一点不要过分强调。这本书里引用了一些人在某些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有些是没有正式发表过的；如果是已公布的，我会注明出处。但是，大体上都分散在我以前主编的书里和发表的文章里。因为那是我的职务作品，我可以用大量的没对外公布过的档案资料。但我不能在自己个人写的书里面，大量对外提供档案。当然这本书里也有很多是别人没有怎么用过的材料档案，比如说蒋介石日记、陈诚的回忆录，还有陈诚的书信集，现在引用的人很少。我没有有意去用别人没有见过的材料，要说有什么侧重的话，就是台湾的材料用得比较多，比如黄郛、吴稚晖、谭延阊等人的日记。别人没有怎么用的，我用得比较多。

目的与手段

问：这本书中的有些分析，我感觉您融入了自己亲身的情感体验和人生经验。比如写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原因，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什么受到外来力量的支配，而是他们自己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的结果”。这种个人的情感因素，是否会影响您作为一个史家的客观?

金冲及：一个人有没有人生的体会，对于理解过去的历史关系很大。任继愈讲过这么一段话，一些历经国家的苦难，饱受了列强欺凌的人，他才会有那么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国家的独立是多少先烈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才得到的。他说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对过去的历史没有切身体会的话，就容易仅根据一些书本上的记录，拿今天的环境、今天的状况来想象当时的事情。这种想象出来的事实就可能离历史很远，离真实很远。

问：读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我感觉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有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手以行!”只要目的崇高，或者是出发点良好，是否意味着就可以不计任何手段?

金冲及：要讲目的与手段，我又要用自己的人生体会来讲。我是1947年到复旦大学念的历史系，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念历史系要经过很大的思想斗争。因为要想到念了历史系出来，能不能找到工作，有一个吃饭问题。但我就是喜欢历史。对我来说，它比任何其他的学科都有吸引力。但是，后来客观的环境迫使我没法好好读下去了。抗战胜利了，对国民党我也曾寄以很大期望，但这种期望很快就破灭了。那个时候的状况，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当时有一幅漫画，讲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面条。坐下的时候，面条是1000块一碗；吃着的时候，变成2000块了；等他吃完出来要付账的时候，变成3000块了。漫画的题目叫“一刻千金”。这是当时的事实。

国民党的特务统治，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想象。新学年开始，有新生来报到，我们就去发一些各学科的介绍材料。正在校园里走着，背后一个人一下子把手插到我口袋里，我掉头一看，这是我认识的一个训导员。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我看你口袋里是什么东西。复旦大学还算可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有特务带着枪来查宿舍。这一切使你感觉，如果国家没有前途，你个人一点希望也没有；但是你要反抗的话，光靠个人没有什么用处。正因为这样，才会下狠心抛弃自己的爱好，还准备牺牲一切，牺牲个人的自由，去追求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我愿意承担这种牺牲。

至于罗兰夫人，她是比较温和的。法国大革命中，很多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尽管如此，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功绩是不可替代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承认的。当然也不是说 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原则，不顾一切地去做，而是要尽力减少付出的代价。有明确目的，又准备做出若干牺牲，来换取更大的东西，那还是值得的。

反过来说，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没有经过法国大革命那么一段经历，旧的东西保留得比较多；日本明治维新，保留旧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跟日本这两个国家，都走上了法西斯或军国主义的道路。我看就跟它们以前没有经历过一次暴风雨式的革命扫荡有关。

要进行这样一场大革命，希望革命能够成功，又希望中间不出现任何过分的地方，什么情况都不出现，那是很难的。但是作为领导者，他应该要尽量地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或者不应该有的措施。也就是说，并不是目的正确，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要任何原则。

问：晚清政府一再错过改革的机遇，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他们手中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这种对权力、对财富不知餍足的贪婪，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最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难道他们不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吗?

金冲及：不明智的人越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他会想法把权抓得更紧紧的，更要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变动，怕威胁到他。

到了末期，清朝已经没有办法改革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财政经济上已完全破产了，靠向外国借债。向外国借债的话，就要许给他各种各样的权益，然后一切都要听从外国，包括地方多数的官员都要听从外国人的。所以陈天华讲，认为朝廷不可反吗?今天的朝廷早就是洋人的朝廷了。你能让他改变这种状况?不听洋人的，也不增加赋税，这个政府就要垮台。在这种情况下，走向革命这条道路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能够不革命就实现好的局面的话，谁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革命。清末特别是西太后死了以后，也确实没有能驾驭整个局势的人了。不把它推倒，而希望它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事实上做不到了。如立宪派也把利害给统治者讲清楚了，要求把立宪的时间提早，但统治者连这也不能接受。本来立宪派是很温和的，后来他们也大批地支持革命。清朝到了那个时候没法救了。

迷信武力导致和平破裂

问：从辛亥革命爆发，到军阀统治，到共产党统一，中国一直处在动荡时期，没有实现平稳的政权更替。原因在哪里?

金冲及：谁都希望和平的实现。比如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当初苏联派来的顾问要共产党帮着国民党取得胜利。当时，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军队也在国民党手里，共产党主要是搞工人、农民运动，没有多大力量。但是国民党不能容忍，他不是用和平讨论的办法，而是突然袭击，一点警示都没有就开始大屠杀。

在国民党屠杀政策面前，是束手待毙，还是起来反抗?让人家来杀当然是不可能的。第一次分裂，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办法是不得已的。关于第二次分裂，我看了很多材料。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是希望能够实现和平的。李一氓说那时候延安要他在苏北淮阴那里找个地方，中共中央准备迁到那里，便于参加联合政府，可以随时到南京去。但蒋介石认为，他可以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我用的是台湾的材料，说何应钦和陈诚分别向蒋介石提供方案，何做的计划是两年到三年消灭共产党，陈做的方案是三个月到六个月消灭共产党，最后蒋介石采用了陈诚的意见。这种状况下，你怎么办?最初战争是自卫战争。武力反抗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特地出了一本小册子《战争的责任属于谁》，就是讲这整个经过。

蒋介石这个人特别迷信军事力量，我已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那本书里讲过了。

问：打AB团、肃反运动，杀了很多红军的官兵。您的这本书里没有提到这一段，出于什么考虑?

金冲及：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共产党最怕被混进内奸，干军万马里混进一两个内奸的话，可能一下子就完了。但究竟哪些是内奸，又不清楚，客观上不得不面对这种形势。另外一点，当时整个中央的指导思想长期左倾，这不是个别区的问题。我们从来不否认这些事，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也包括历史上的这些。这本书里没有写到，一是因为篇幅，100多万字写100多年的事情，一年就一万字，篇幅有限；二是本书的主题是写中华民族怎么从衰败走向复兴，有些内容就没写进来。

过于激进的运动

问：历次运动，包括早先的土地改革，到三反五反，书里都提到过激行为。为什么会有过激行为存在?

金冲及：我讲一个远一点的事情。义和团一百周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争论。有一位同志跟我讲，说义和团不应该肯定它，那么迷信、愚昧，最后被清朝政府利用。我说，当时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太厉害了，很多人要反抗，但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先进的、有知识的、有眼光的社会力量，一般就是农民，或者城市贫民以及小地主，他一干起来，就难免会过头。我在义和团一百周年的一次国际讨论会上致开幕词讲，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这些力量，他要起来反抗，就必然同时带来那么些过头的愚昧的事情。不能因为义和团有愚昧、落后的东西，就否认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同样也不能因为要承认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就否认它的愚昧、落后性。

美国独立也好，法国大革命也好，中间都有许多过头的不那么好的东西。这些我们都不否认，雨果《九三年》表现的确实是事实，但是世界历史要写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依然充分肯定它们的进步意义。

问：书中第790页，有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节制生育的内容。马先生1959年因此受到围攻和批判。1960年被迫辞职，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被罢免的事实却没有写。为什么?

金冲及：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是邓小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这个问题的是邵力子。批判马寅初当然是错的，批判他的是陈伯达和康生。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话。1954年人口普查将近6亿人，说超过6亿，是把台湾、港澳和华侨都算在内。1964年，隔了10年人口增加了1亿。人口增加最快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人口突破了7亿；1974年人口突破8亿。可以看出，人口并不是在1958年以后立刻大幅度增长。还有一个统计数字，错误批判马寅初前后，1957年人口的出生率是千分之34.02，1958年是千分之29.22，1959年出生率是千分之24.78，出生率下降了。这是两件事，批评马寅初是错的一回事，并不是说一批马寅初就多生了3亿人。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1961年又减少300万，到 1962年人口增加了1700万。在那个时候还谈不上计划生育。带有恢复性的。到了1964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最大的。1964年开始超过7亿，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我发现，流行比较广的说法常常靠不住。因为讲“批错一个人多生3亿人”，很容易记。

问：统购统销，取消了农民对自己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交易权。在我看来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您怎么没有提及农民在这里面做出的巨大牺牲?

金冲及：当时陈云考虑了8个方案。说实在的，工业化发展以后，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城市严重缺少粮食，私商又乘机到农村抢购。城市如果一断粮，后果可就严重了。1961年1962年的时候，上海的杨西光跟我讲，上海的存粮只有3天了。怎么办?统购统销。当时也考虑过很多方案，不统购的话，得不到粮食，城市里必然要出现断粮的情况。这种办法在当时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到了三年困难的时候，两千万人回乡了?是农民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养不起那么大的工业了。

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讲话的起草。在讨论的时候，我发言说：我看一些电视里讲的，很反感。说那个时候粮票、布票，买东西都要票证；今天商店里面什么都有，那么繁荣，好像挺“忆苦思甜”似的。事情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假如没有这些粮票、布票，放开市场，自己定价，有钱就买，那一般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者，连最起码的穿衣、吃饭都不能保证。统购统销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可以说是不得已的，事实上只能这样做。

毛泽东前期功劳太大

问：从您的书中写到的历史事实看，毛泽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打倒谁就打倒谁，像邓小平等，他想干什么都一定能干成，很多事都是不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金冲及：说实在的，因为前期毛泽东的功劳太大，而且往往很多人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结果他都做到了。这样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他自己越来越自负了，凡是他的想法都是对的；另外别人也常想也许他仍是对的，后来发展到个人专断。这是不用讳言的事情。曾经有一位负责同志跟我讲过，南宁会议是一个明显的转折。南宁会议前，毛基本上在政治局中间的，比如说抗美援朝，他很早就下了决心要打，很多人不同意，他还是反复开会商量。但是南宁会议之后，他从政治局之中变成之上了。

问：1957年反右之前。共产党请大家提意见，一开始有的人不敢提，党组织的人就去动员；大家就提意见。后来开始反右，这些人被整治了。您的书里面不愿意说当时的情形是引蛇出洞。为什么?

金冲及：我没有说不是引蛇出洞。我这样讲的，最初是整风，让大家提意见，这个目的不是引蛇出洞，这是最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发表的时候，这里面最突出的是干部跟群众的关系，也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所以让大家提意见。但是提的意见里面，有些意见是直接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没想到，比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问题。加上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再加上当时也出现有人串联学校这样一些情况，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他感到事情不是他原来想的那样了，有些人根本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产生了引蛇出洞。我没有讲不存在引蛇出洞，但是我说引蛇嫩洞是后来的事，并不是一开始那么做。包括内部的文件讲话，我一点看不出来在初期有这种状况。

问：您刚才也说到了人口的增长和减少的问题。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金冲及：真正讲起来，绝对准确的数字很难。

我引用的是许涤新主编的《当代中国人口》的数字。人口下降，主要在1960年、1961年。1960年减少1000万，1961年减少300 万，1962年又增加了1700万。我不敢说是不是饿死了1000万，反正人口减少了1000万，里面也包括有些老人，本来身体不好；还有妇女，因为生孩子而走了。最严重的是河南信阳地区，毛泽东说饿死人的事情到1960年下半年才知道。知道了以后，他认为信阳出了反革命，认为县委书记这帮人都是反革命，所以把老百姓饿死了这么多。其实错了，真正问题不在这里。

问：苏联共产党经过三次改革都失败了，但是中共从70年代末改革，一下子就成功了。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金冲及：至少从中国来说，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之前要推行这样的改革，不要说做不通，甚至说邓小平未必有这样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吃的苦头太大了，大家都感到不能这样搞下去了。邓小平讲了“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就是让我们重新考虑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