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张治中论争"长沙大火"

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茶亭”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回忆录”主要写的是作者在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准备保卫大武汉而最终又放弃那一段经历。在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到重庆时，郭沫若将离开香港，回忆录也在此告一段落。

这部“回忆录”得以在《华商报》刊发，主要是当时帮助该报工作的夏衍的功劳。夏衍当时为《华商报》大写文章，又主动帮助拉稿，郭沫若此稿即由他“鼓舞和督促之下”(郭沫若语)，约来发表的。在外界，人们都以为夏衍是该报副刊“茶亭”的主编。连郭沫若1958年写文章时也以为“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

这部十数万字的抗战回忆录，经过3个多月逐日连载，到12月4日才结束。这时候，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赴解放区多目。为了掩饰他已离开香港，不使文章在副刊上中断，他事先多写了一些预留，由此可以略见当时的变化境况以及作者的心情。

连载时，由于流畅的文笔及许多细节的描述，“回忆录”在香港“哄动一时”(夏衍语)。但是，因为当时社会正面临巨变前夜，随之而来的变化使人们很快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和眼光。郭沫若的这部作品，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搁置，就连作者自己在两年后(1950年)再见这部作品时，也大为感叹：“仅仅相隔两年，所写的东西，读起来就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1958年时，郭沫若虽然有极旺盛的创作冲动和大量诗文作品产生，但仍远不能满足众多报刊的约请。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对郭沫若的创作比较了解，便寻出当年在香港《华商报》发表的这部抗战回忆录，希望郭沫若同意在《人民文学》上重新发表。后经郭沫若整理，又予以定名，这部抗战回忆录便以《洪波曲》为题在《人民文学》重新刊出。由于篇幅较长，这次也是连载发表。不过时间更长，从1958年7期始，到12期才结束。

就在《人民文学》准备发表《洪波曲》的时候，刚筹备成立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便打听到了消息。他们经过努力，争取到该稿的结集出版权。同时，该稿也被收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沫若文集》。一处刊物发表，两家出版社印行，一时间，《洪波曲》引起了很大反响。

《洪波曲》是一部“抗战回忆录”，郭沫若当时又担任相当职务，文中自然牵涉颇多历史事件。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回忆，当然有作者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可是，由于身份、立场的不同，见仁见智，这部回忆录的重新发表，就引发了郭沫若与前国民党高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先生之间关于“长沙大火”的论争。

《洪波曲》的第十五章，是“长沙大火”。郭沫若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率领全厅人员在“保卫大武汉”时做了大量工作后，随着战事发展，亦只能一退再退。在长沙，他们遇上了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的“长沙大火”。这一段，既紧急又危险，在郭沫若心中留下了强烈印象。根据他与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接触，以及大火之后的情景，郭沫若在文中对张治中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评述：“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公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他(指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指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其他若牵涉到张冶中，郭沫若也以“党老爷”、“官老爷”形容，并引用当时流传的一副对联来描述张治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横批是“张皇失措”。横批和对联开首一字，嵌进了“张治中”的名字，内容又颇有讽刺意味，郭沫若对张治中的态度，于此清晰可见。

“长沙大火”这一章，刊登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上。张治中读到后十分恼火。在他看来，“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将此问题报告政府总理周恩来，他也是长沙大火见证人之一；后来想这会不会使郭沫若感觉自己“告御状”，于是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以澄清一些事实。

1959年元月7日，张冶中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首颇有意思，称谓之下是：“您已入党，在您再度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首先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张治中在略加回叙郭沫若对自己的描写后，措辞严重地说：“您这种对我的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

接着，张洽中描述了他所知道和经历的长沙大火境况。由于颇有史实价值，在此择要略加引述：

1938年11月12日上午九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在接到这份密电的同时，还同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还这样描述他接到电报电话后的心理及处理情况：“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您(指郭沫若)当时主管宣传，对这种情形是必然知道的吧?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据张治中自述：“在下午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我看了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警报——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

可是，为何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大火突燃，且延烧两天两夜，使一座长沙城顿成焦土呢?此时日寇距长沙还很远，也并没有即刻进攻的准备；更重要的是，长沙市民在毫不知情的境况下，突遭大火，损失十分惨重。关于此，张治中当时写有《长沙火变一日记》，后来写有回忆。他认为：“这实在是一次非常的不幸事件，一次意外的、突发的灾变。”

在张治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这个“意外”、“突发的灾变”记得很简练，在此不妨照录：

‘

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然惟恐烧之不彻底，并没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就是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烽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长沙大火后不久，蒋介石亲自赶赴长沙，对此事件举行了军事会审。蒋介石在 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字：“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抢毙。”会审结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被判处死刑。这就是郭沫若所引-对联中“三个人头”的由来。

在大致描述了当时情况后，张洽中对郭沫若回忆录中对他的描写予以了反驳：“您说：‘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十二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上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这份以张治中名义发布，经周恩来“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开头是这样的：“此次湖南省长沙市，突于本(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余(张治中)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其真相究竟如何，现正在严密彻查，以求大白。自起火以至现在，余始终未离市区一步，亲睹火势燎原，虽心欲扑火，而术无可施。对于我全市父老与伤病兵之流离呻吟，甚至葬身火坑者，一切惨状，皆所目击，不禁侧然心伤，潸然涕出矣。”

张治中对郭沫若的评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我虽然就这件事做了实况的说明，但是我到今天还不能不说，是我毕生内疚神明耿耿于心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次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接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厉害了!”

对于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所说，“十一日的清晨，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一节，张冶中辩解说：“这件事究竟谁来和我说的?省府本身根本就没有六辆卡车，我怎么敢答应?我平生重然诺，即使我说过设法试试看而没有办到的话，也会有个交代，这不能说我失信吧?”

因此再往后生发，郭沫若在最后第十二章中“桂林种种”一节，也有一段文字牵涉到张治中：“这报纸(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

据夏衍的回忆文章，《救亡日报》是郭沫若从抗战初期自日本“别妇抛雏”回国后不久创办的，并亲任社长。随着抗战形势发展，《救亡日报》从上海到广州，由广州到桂林，为抗日救亡发挥了很大作用，可惜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勒令停刊。在郭沫若，这当然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可张治中却认为：“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我更不会指使何浩若来勒令《救亡日报》停刊，您何必又要牵涉到我?您对我似乎是太抓紧了吧?”

战争纷乱之时，也许政治部长张治中真不知道《救亡日报》停刊的事，但考虑到当时国共两党分歧的主张，复杂的关系，也许政治部就有这样的想法，不见得都由部长下令，下面人员(何浩若曾任政治部二厅代厅长)也会自行动手。所以这一些议论，是很难判分出事实对错来的。

郭沫若的这些评述，在张治中看来，大约不是一般看法，其中也许含有长久的积怨。为此，张治中对他们两人曾经有的过节做了一些回溯：“最后，我想和您谈一件事，这件事闷在我肚子里十多年，常想和您谈的，今天应该彻底敞开来谈。”

这件事，按张治中较简略的几句话，是“在政治部时代，我不该撤销您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使您感到难堪。”

事实上，抗战初期，郭沫若曾较长时间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在当时集合了许多的文化人，大家一起为抗战呼喊。但由于其中“左翼”人士颇多，政治部便在1940年9月底改组之时，将第三厅撤消。后来为照顾面子，又在11月初，另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把原第三厅的文化人吸纳进去，让郭沫若出任主任委员。当时，张治中曾找过郭沫若，还以幽默的口吻说：特为左翼文化人士开辟一个租界。这在政治家的眼里，当然是个形同虚设的机构，由此引发郭沫若的不满，也就在意料之中。

到了1945年2月，鉴于时局的动荡，文艺界人士十分忧心。郭沫若便起草了一个《文化界时局进言》，提出了呼吁民主政治，建议召开临时紧急国事会议，商订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等一系列主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使人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的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保障学术与文化自由，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等多项要求。

这个“进言”，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三百多文化界人士签名，发表在2月22日重庆《解放日报》上，一时引起极大震动。国民党当局对此事十分恼火，到了3月，便强令解散了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该组织被解散后，许多为抗日出力的文化人因此失业。这些，郭沫若当然是颇为不满的。在各界为其召开的一次宴会上，郭沫若致答辞：“文工委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甚至慷慨地说：“五十四年唯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文化工作委员会属政治部管辖，张冶中身为政治部部长，对它的撤销当然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之后，张治中后来讲，感到有些后悔，因为这个决定做得太冲动、草率，因而内心不安。后来郭沫若与张治中关系自然疏远。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曾请郭沫若、田汉、洪深等人吃饭。这些，在张治中看来，是致歉的一种表示，应该是可以了。所以，他在看到郭沫若文章中对自己的描述时，感到十分不平。他甚至从个人、国家两个方面对郭沫若予以提醒：

第一、您是一位负盛名、有权威的大作家，大诗人，您于1958年5月9号在《洪波曲》写的前记中说：“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既是“抗日战争回忆录”，既是“历史资料”，如果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描写失掉真实性，对作品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呢?

其次，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共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十年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在这封长信的最后，张冶中说：“现在您对我如果能够高抬贵手，笔下留情，不但对您无损，而且还足以表示您的共产主义高贵品质和雅量，而在我则感激不尽了。”他还建议：“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个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

收到张治中元月7日的信后，郭沫若于10日随即还了一信。信开头虽然客气地说了一句：“《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但对“回忆录”里的描述，却仍有自己的主张：“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 ……’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罢了……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可是，郭沫若并不愿意对文字进行修改：“《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

郭沫若复信的最后，有一句话颇值得注意：“我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这句话很有分量，清楚地表明了郭的态度。

接到郭沫若的复信，张治中立即再致郭沫若一函，对郭沫若信中所引的话再次表示了看法：“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现在，我想和您说：您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这样的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张治中还对当时人员任职等情况做了说明，以订正《洪波曲》中的失误，并同意将自己的长信作为附录，发表在单行本及《沫若文集》中。

郭沫若因有上海之行，见到张治中所写第二封信已是18日，他立即简复一函：文白先生：

我十一日曾在上海一行，今晚回京。读到了您十四日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事情到此本来可以告一段落，可张治中致函郭沫若论争长沙大火的事，还是让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知道了。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和统战部门领导先后找到张治中，认为郭沫若这样写是不大合适的，并希望郭沫若改正；同时认为张治中信上的措辞也厉害了一些。对于郭沫若表示愿将张治中长函附在单行本后面的处理方式，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还是径直改正为好。

据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同志回忆，张治中的长信，当时确实准备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林呐社长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开始，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退回时，信已不见了。

对照《人民文学》上登出的内容，《洪波曲》单行本确实作了一些修订。张治中特别不能接受的“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被改为“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直接指斥张治中“……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他把周公(恩来)蒙着了……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一节，被尽数删除。

可是，其他几处涉及到张治中的言辞，如文中所引嵌有“张治中”姓名、讥讽张治中的对联，郭沫若仍没有删除，但在前面加了一句“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整个文中都称其名字，此处称字，大约是为了表明属后来的添加)。”对原文的态度略微弱化。其它几处，如“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以及“这报纸(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等，尽管有张治中的抗议，郭沫若仍一字不易。由此看来，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并未能最终达到一致；在情绪上，双方并未如致函甚至见面时那般客气。张治中曾回忆，他们后来见了面，握手之后郭沫若还道歉说：“真对不起，请恕罪!”

张治中是国民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是这个党派中“进步的民主分子”。他不仅与许多共产党人保持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而且“能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正确抉择”(邓颖超语)，为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以一个对新世界呐喊的诗人，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祖国的文化斗争，对世人的影响有目共睹。他们两人关于“长沙大火”的论争，当然有立场、位置、角度不一致的因素，但他们都是坦诚的，抱着探讨、廓清历史本相的精神来进行的，因而取得了较为良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今天记述这段论争情况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