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卖国贼:杜文秀“卖国”案真相

2009-12-27 07:28:03 来源: 国家历史(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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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前后的几年里,人类学家田汝康一直对一个问题如鲠在喉,那就是史学界突然对一个历史人物——杜文秀的评价来了个大逆转:他原本被视为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农民起义英雄,现在,他却成了为一己私利不惜勾结英国出卖云南的反动派。

1960年前后的几年里,人类学家田汝康一直对一个问题如鲠在喉,那就是史学界突然对一个历史人物——杜文秀的评价来了个大逆转:他原本被视为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农民起义英雄,现在,他却成了为一己私利不惜勾结英国出卖云南的反动派。

十九世纪中期,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众多农民起义遍布中国,于1855年爆发的云南农民起义就是其中重要之一。起义军在首领杜文秀的领导下,攻占大理府,建立起大理政权。1873年,在清军的围剿之下,杜文秀起义失败。

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杜文秀都被视为“革命英雄”。但不久,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史学界几乎一致的指责杜文秀为“卖国贼”,连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范文澜、郭沫若都持此种观点。

然而,一贯严谨的田汝康并没有随波逐流。田汝康本是人类学家。1945年他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去马来西亚进行社会调查,取得了很大成就。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田汝康回国,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

田汝康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对杜文秀的一片痛骂声中,他却持怀疑态度。他早年留学英国时,曾在伦敦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翻阅过相关的历史档案。他可以肯定,杜文秀绝不是“卖国贼”。“出使”英国卖国的,是他一个名为刘道衡的部下。

《上杜公书》

刘道衡,云南文山人,在与杜文秀发生关系之前,史学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生平的真实记载。将刘推到历史前台的是一篇于后世发现的文献《上杜公书》。国内最早发现《上杜公书》是史学家白寿彝。《上杜公书》本是刘道衡为自己的文章所编的一本诗文集中的一篇,白寿彝将此文列入了他所编的《回民起义》一书中。1952年,范文澜任总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将《回民起义》收入其中。

按照文献的说法,这是刘道衡上给大元帅杜文秀的呈文,“杜公”即杜文秀。呈文的时间大概是在1870年前后。当时中国发生了规模庞大的西北农民起义,不过受到了左宗棠的严厉镇压。同时,清朝也正加紧镇压杜文秀政权。

在《上杜公书》中,刘道衡为杜文秀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策,核心就是欺骗英法两国,使其出兵北京灭掉清朝。刘道衡想借助英法的力量来减轻清军对大理政权的压力,但又怕英法看不上这个偏据一隅的小政权,于是先伪称正在西北五省起事的起义领袖们派密使上书杜文秀,请求其遣使从云南通过海路出使英法两国,请英法在北京举事,只要英法在北京一举事,西北的起义首领们便立即出兵中原,杜文秀也可以马上从云南出兵。几方力量一起灭掉清朝,然后奉英法做宗主。

批评杜文秀为卖国贼的学者们把《上杜公书》当成铁证,认为杜文秀同意了刘道衡这个呈文,于是派他出访英国。但田汝康通过查询英国档案,发现这样的推理是荒谬的。

根据英国驻缅甸殖民政府行政日志,刘道衡最先跟英国人接触并不是受命于杜文秀,而是受杜一个名为柳映苍的部下的指派。杜文秀的大本营在大理,柳映苍驻守腾越,也就是现在的腾冲,两地相隔不远但交通不便,事实上,杜文秀对柳的控制并不严。

历史上,腾越与缅甸之间有着通商的传统,双方常年在曼德勒以北的一个地方开展互市贸易。腾越的上层人士每年从贸易中获利颇丰,柳映苍就是其中之一。1870年前后,清军对云南起义的镇压力度越来越大,并且切断了腾越到缅甸的商路,使得腾越的收入与物资供应吃紧。所以,柳映苍迫切需要开通一条新商路,无奈之下他派出一个使团去缅甸商讨通商事宜。使团为首的是柳映苍的岳父马似龙,刘道衡是随行人员之一。

刘道衡变身

根据英缅政府行政日志的记载,马似龙和刘道衡的使团于1871年9月到达缅甸八莫。在这里他们会见了英国驻八莫政治代表斯比尔曼。此时英国已经在缅甸设立了殖民政府,这个代办处在郭沫若的著作中成了操纵大理政权的机构。

马似龙向斯比尔曼提出了开通新商路的要求,并暗示英国可使用武力打通此商路,但斯比尔曼表示英方不想介入起义者与清政府的纷争。

马似龙使团在八莫碰了钉子,于是提出会见英缅政府驻曼德勒的政治代表司徒罗弗,也就是斯比尔曼的上司。然而,令马似龙失望的是,司徒罗弗给出了同斯比尔曼一样的答复。马似龙只好返回八莫,并于次年1月返回腾越。

按理说,使团是离开了缅甸。但刘道衡却消失了,他去哪儿了呢?不到一个月之后,司徒罗弗的行政日志中出现了一个自称来自大理的使团。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刘道衡。他此时的头衔升级成了“首席大臣”。刘道衡声称,他是杜文秀的“义子”,此行是奉杜文秀之命准备出使英国,并携带了杜文秀准备上呈英国的《上英皇表》。

《上英皇表》写道:“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臣杜文秀,谨表呈大英国皇上陛下,俯请圣安,伏乞鉴纳事……臣等深慕大德,远献愚忠;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成逐鹿之志……”

根据田汝康的分析,这《上英皇表》是刘道衡自己搞出来的。这是因为,其一,表中文字的笔迹与刘道衡写给英国官员的另外两封信的笔迹相似,田汝康请笔迹专家鉴定的结果是,它们同出一人之手,而这两封信是刘以后在伦敦写的;其二,《上英皇表》落款的日期是马似龙使团从曼德勒返回八莫之前,这时刘道衡不可能回到云南;其三,《上英皇表》的印章与大理政权通常所用的印章不同。

由于《上英皇表》是伦敦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史料价值极高。可以断定,刘道衡不可能是杜文秀所派,他消失的这段日子最有可能是留在曼德勒,而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搞到了若干随行人员、马匹和不少物资。联系到《上杜公书》,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大胆的刘道衡此时要自作主张“出使”英国了。

他拜会了司徒罗弗,但司徒罗弗很快识破了他“大理使团首席大臣”的假身份。按说刘道衡的闹剧该到此结束了,然而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却让这个历史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据伦敦印度事务部《印度机要文书》等档案记载,当时的缅甸国王曼桐正在筹划派使团赴伦敦进行正式访问。当时缅甸在名义上仍然是一个独立国,使团绕开了英缅殖民政府直接与伦敦联系,这引起了英缅政府的极大不满。不甘被曼桐轻视的英缅政府想到了“大理使团首席大臣”刘道衡。

在英缅政府看来,如果能使“大理使团”在伦敦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就可以将缅甸使团比下去,他们就可以出一口被轻视的恶气。在英缅政府的策划下,刘道衡与他的使团成员都搞了一个阿拉伯称呼,刘改名为“哈桑亲王”,副使叫“优素福亲王”,翻译叫“伊布拉木汗”……而杜文秀也被他们封为“苏丹苏里曼”。“大理使团”一行立即被送往仰光。

随后,英缅政府通知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大理朝廷持有苏丹苏里曼的友好贺词”将赴英国,文书特别指出,杜文秀目前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统治君主,“哈桑亲王是苏丹苏里曼的儿子”。英缅最高专员秘书惠勒甚至建议英印政府给刘等提供赴英路费。惠勒在给伦敦政府的印度事务部的文书中嘱咐说,“要好好招待,不要粗糙地伤害苏丹的友谊。”

由于曼桐此前曾离间英印政府与伦敦的关系,同样对曼桐不满的英印政府不但为刘道衡一行提供了路费,还派遣了两个文官陪同护送。为了与缅甸使团抢时间以最先赶到伦敦,英印政府更是不待伦敦印度事务部的批准,就将刘道衡一行从加尔各答打发上船出发。

但到了伦敦,刘道衡一行却没像英缅政府希望的那样受到款待。

huangh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马永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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