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追忆西藏自治区筹备和成立过程

网易历史12月23日报道

2005年9月是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的日子。40年前的这一天，在拉萨，隆重召开了西藏全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它标志着西藏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我个人来说，它标志着我的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也是在这时，摄政达扎和噶厦任命我为增额噶伦兼任昌都总管，去接替任期已满的前任总管，主持昌都地区的文武事务。同年，我去昌都接任总管。在去昌都途中，我了解到由于扩军备战，动员民兵上前线，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许多地方的老百姓早已断粮，靠吃圆根维生。我于6月间到达昌都后，立即向噶厦写报告申述老百姓的苦难，提请停止扩军备战，并下令遣散了已被派往金沙江一线布防的8000多名民兵，要他们各自回家种地养畜，恢复生产。10月中旬，解放军被迫发动昌都战役，击溃了驻守藏军。在解放军进驻昌都镇前夕，我率总管府主要官员离开昌都镇，在距昌都约一日行程的朱贡寺住下来，等待解放军前来接收。后来我在朱贡寺协同解放军遣散了溃败后的藏军士兵，之后，敦请西藏地方政府指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1951年2月，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任命我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和平谈判。我们于1951年4月下旬聚齐北京后，从5月2日开始，同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提出了“十项条件”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我们5位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仔细认真地研究，一致认为其内容细致周全，我们想要提的问题都包括进去了，其中还包括了我们应该提而没有想到的问题，这表明中央人民政府对谈判的诚意和对西藏地方特点的充分考虑。所以完全同意以这“十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此后在具体谈判过程中，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发生过比较激烈的争论，但总体上始终是充分民主、友好交谈、反复协商的氛围。最后双方代表在各项问题上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

当我同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将军一道，从北京返回西藏途经重庆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干会见了我们，他指出，今后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落实各项条文，还会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要有耐心，有些事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他还叮嘱我，今后工作中遇到困难可以多同张国华等商量，还可以给他写信，他能帮助的事一定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话，是具有科学性的远见卓识。从我于1951年9月中旬带着《十七条协议》正式文本回到拉萨，向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汇报谈判及签订协议过程算起，到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整整14年。这从横向去看，即同其他自治区成立过程相比，的确是一个漫长的道路。但是从纵向去看，即从西藏自身的社会发展变化来说，14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即跨越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社会发展阶段，从带有一定奴隶制社会特点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直接进入了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不仅是快，而且简直是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但是，这个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艰苦卓绝的乃至流血牺牲的斗争中得来的。这场斗争是从1952年初在拉萨发生的伪“人民会议”非法活动事件开始的。早在1951年11月下旬，秘密纠集起来的反动组织伪“人民会议”，就公开进行非法活动。在司曹鲁康娃·才旺饶登等暗中授意指使下，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要解放军撤出西藏。他们还进行武装部署，企图发动武装骚动，制造流血事件。1952年3月31日，伪“人民会议”煽动一千多名藏军包围了中央代表驻地，并在拉萨街头游行示威，呼喊反动口号，这种混乱局面持续到4月1日。当晚有些武装分子公开开枪挑衅，我家的窗户玻璃被打碎。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尽量发挥既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又是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双重身份的优势，一方面劝说其他噶伦同伪“人民会议”划清界限，不屈从于两司曹的压力；另一方面，及时掌握伪“人民会议”的活动情况，随时向中央代表和军代表领导反映，避免陷于被动。令我敬佩的是：中央代表和西藏军区领导人面对复杂的形势和尖锐的斗争，始终镇定自若，把维护《十七条协议》的坚定原则性同执行协议的高度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用政治方式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

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同西藏的其他几位代表一起，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随后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会议闭幕后，毛主席在接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时提出，现在我国已颁发宪法，过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业已撤销，西藏和平解放也已3年，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因此今后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做准备。毛主席还建议，可否借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方面大批高级官员聚会北京的机会，讨论一下先成立一个筹备机构，进行成立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对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表示完全同意。11月2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下，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进藏工作人员分别成立了4个代表组，我担任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组组长。11月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我是这个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

1955年3月9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举行的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专题研究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及西藏有关事宜。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对筹委会的性质、任务和机构人员作了明确的规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以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委会委员51人，由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有关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

1955年9月20日，我们在拉萨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处。领导成员仍援前例由四方面代表担任，我被推选为处长，其他三方面代表任副处长，所需工作人员由西藏工委调配。筹备处的具体任务基本上是两大项：一是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一是物资准备及其他事务。关于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在国务院决定中已有原则性规定，51名委员的名额分配也是明确的，但是委员人选由各方面自己提出后，经协商确定四方面人员在筹委会下属机构处长、副处长职位中的名额，大体上按四、三、二、一的比例 安排。关于物资准备，由于当时西藏商品稀缺，物资匮乏，大量的粮食、副食品，各种生活用品、用具，都需要在内地采购后长途运进西藏，费时费事。对此，由筹备处负责拿出方案，提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帮助解决。以上工作各方面合作愉快，工作进展顺利。据此，西藏工委报请中央同意，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1956年4月22日成立。

1956年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到达拉萨。4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发来贺电，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新建的大礼堂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委员50多人，列席代表260多人。在大会开幕式上，达赖喇嘛致开幕词。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标志着西藏地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9年2月7日，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应邀去布达拉宫观看“破九僧人舞”。演出前达赖喇嘛在寝宫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洛桑三旦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副司令员当即表示欢迎，时间请达赖喇嘛定。3月8日，达赖喇嘛确认藏历二月初一(即公历3月10日)为大吉日，他将于下午3时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

3月9日傍晚，我得到可靠消息说3月10日有人要在拉萨闹事。随后又收到柳霞．土登塔巴的电话通知，要我于3月10日穿礼服去罗布林卡同其他噶伦聚齐后随同达赖喇嘛去军区。3月10日恰逢筹委会正常的学习日，我于早晨8时正点到筹委会主持学习，同时作了去罗布林卡的准备。大约10时左右，传来了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大门外被叛乱分子用石头打伤的消息。过后不久，听说爱国进步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在罗布林卡大门外被叛乱分子打死、用快马拖尸游街示众的事。与此同时，有成千人手持小白旗从罗布林卡向市内游行呼喊口号。我赶到军区面见谭冠三政委，正遇上工委统战部的干部向谭政委报告说，10点钟时接到基巧堪布用直通专线来电话说，罗布林卡被群众包围得水泄不通，达赖喇嘛去不了军区了。谭政委要这位干部再给基巧堪布打电话时，专线电话已被割断，联系不上。于是谭政委决定给达赖喇嘛写信，找人送去。我也给达赖喇嘛写了信，由工委统战部干部找到达赖喇嘛的首席侍读江措林活佛送到罗布林卡，亲手交给了达赖喇嘛。此后，谭政委和我给达赖喇嘛的信，都是我托噶雪·曲吉尼玛送去的。这些信的主要内容都是要他善自珍重，希望他能处理好这次事件，摆脱叛乱分子的控制。他在第三封回信中表示：“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将采取秘密方式前往军区”。实际上，在他发出这封信的当天(17日)夜里零点即3月18日凌晨，就在叛乱分子保护下离开罗布林卡，向印度逃去。达赖喇嘛出逃后的当天凌晨，藏军第四代本向西藏军区东大门发起进攻，军区警卫营坚决还击，藏军迅速溃散。3月20日凌晨，叛乱分子向拉萨市内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叛乱分子进行讨伐，展开全面反击。至3月22日，基本平息了拉萨的叛乱。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任命自治区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959年4月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由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主持。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3月28日命令的决议》。这次会议后，班禅大师、帕巴拉·格列朗杰和我去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其间，周恩来总理接见我们，征求对中央关于在西藏实行边平叛边进行民主改革方针的意见，并就若干重大政策原则问题商谈。之后，彭真同志受周总理委托，就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方法、步骤和相关的具体措施同我们进一步讨论。彭真同志指出，下一步要实行改革，废除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实行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我们几位要有过好这一关的思想准备和信心。过好这一关的关键在于放弃剥削。有了放弃剥削的决心和勇气，过关就不难。我们还要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上层人士过好民主改革关，要做好领导民主改革运动的各项工作，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彭真同志的谈话，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5月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班禅大师和我，教导说：“你们主张边平叛、边改革，这很好，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希望你们多做工作，搞好民主改革，早日把西藏变成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6月28日一7月17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了民主改革的问题。会议由筹委会代主任委员班禅大师主持，张国华就民主改革的政策、步骤问题讲了话，我作了《关于当前任务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第一次吸收了许多劳动人民的代表列席。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指出：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残余的叛乱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

1965年7月24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我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名义主持讨论通过后签发的。8月2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一五八次会议，讨论了自治区筹委会的报告，同意于1965年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8月25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根据国务院议案，讨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十分重视和关心，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的共76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

1965年9月1日－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开幕。这次会议是在西藏完成民主改革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形势下召开的，是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的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1名。其中藏族代表226人，门巴族、珞巴族和其他代表16人，占代表总数的80％以上。各民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一部分是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9月1日的开幕会上，谢富治团长发表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热烈祝贺西藏历史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9月2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我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身份，作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报告。9月8日，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我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为副主席，还有37人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9日上午，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后，我致了闭幕词，大会闭幕。

1965年9月14日，我主持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首次会议，正式履行自己的职权。从这之后，我历任三届自治区政府主席，两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我担任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第三、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同时兼任西藏的职务。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最后从西藏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在西藏的藏族人，我的人生历尽沧桑。从1910年出生至今的将近一个世纪里，我从一个贵族少爷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又从一个贵族高官成为新中国的国家高级领导干部，亲历了西藏历史的重大转折，参与了西藏乃至全国伟大变革的第一发展时段，见证了历史潮流的一往无前。这种亲历和参与极大地丰富开阔了我的人生。回首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西藏面临着抉择，个人面临着抉择，当我义无反顾地作出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选择了顺应历史潮流，就是选择了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立场。从此我个人的一切就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融合为一，我个人的人生道路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轨迹重叠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