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南京大屠杀需要有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三）

他国之鉴：德国解决战争责任的历程原来也如此复杂

网易历史：现在说到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战争屠杀对世界和平的启示意义，好像离得比较远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话题再拉回来一点，您刚才说，德国解决战争责任问题也是经过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谈谈这个经验事实层面上的一些东西，也许对我们思考日本对南京大屠杀、对战争责任的解决会是一个借鉴，之后，再把话题放开好不好？

孙歌：好的。我在去德国的时候，2005年，当时是在海德堡开课。我是5月份去的，咱们反日游行爆发之后。我一下飞机，来接我的德国学生就问我：“老师，我们现在欧洲各个大报都在宣传说中国政府指使老百姓游行、反日。你能不能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去开的课就是思想史的课。所以我给德国学生讲，这一次的反日游行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它确实是民众的一个自发行为。这中间确实有很多不和谐音，但这是中国公民开始尝试着对国际政治事件表态的一个事件。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特征，我做了一些分析，这个后来我写在《读书》的那篇文章上了，这里就不多说了。后来渐渐和一些德国学生熟了，有两个做思想史的学生有一天找到我，说“老师，我领你去看海德堡的军事基地。”海德堡是德国最漂亮的一个城市，我说，你们这儿居然有军事基地？他们说，有。

那个军事基地是定期开放的，普通人可以去参观，我就跟他们去了。发现美军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联合使用这个基地的，但是美军占的位置比较重要。我在里边和一个在那工作的德国律师聊了聊，我就问他德国人和美国人相处的关系融洽不融洽？因为我知道在日本，美军和日本人的关系非常紧张，特别是冲绳，不断有犯罪事件出来。后来德国律师跟我讲，因为虽然德国是战败国，但是德国人在人种上和美国人属于比较相近的人种，那么相对来说，他们不太敢像欺负亚洲人那样欺负德国人。当然这是不是全部的事实，我无从判断。但是在我觉得从这些现象里可以观察到一些基本的状态。

我后来就跟德国的一些学生和学者讨论他们的战争记忆。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说日本不认罪，但是德国70年代就解决了和犹太人的和解问题。你们战后的问题解决得很好。后来这些德国人说“其实不是那样，我们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仍非常紧张。而且新纳粹还会出来。”

因为德国有一个最基本的状态就是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承担战争责任的是西德而不是东德。而战后呢，苏联把东德那些属于法西斯的头目全部驱逐了，赶到西德，所以东德不讨论战争责任，它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而战后第一届西德的政府，和日本的状况是一样的，基本上是战争的A级战犯，基本上德国也是一些从前的纳粹在第一届内阁里任职。但是由于美国的强制力，它很快就在最初的几年内完成了和西方的，就是和法国、英国的和解，而它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是到70年代以后才和解的。

这里有一个潜在的结构关系是中国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战后的和解其实是和战后的冷战格局同步推进的。中国和日本为什么在战后没有达成和解？战后日本和台湾签订了我们都知道的“旧金山和约”，是台湾和日本签订的战后和解条约。那个和约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无效的，所以大陆和日本的和解是到了70年代，基本上是和西德与东欧的和解是同步的。那这意味着什么？所谓的战后处理工作，其实是与冷战结构的解体同步的。真正的和解是到了90年代柏林墙倒塌，冷战在形式上解体了，和解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过头来看西德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社会形态，我们只看到在形态上西德谢罪了。但是社会内部围绕战争问题有没有内在的紧张？

我在海德堡曾经跟德国朋友开着车去法国，因为不需要签证嘛。海德堡离南部边境很近，开车走几个小时就到法国了。德国人说法国的点心很好吃，我们开着车去法国吃点心聊天，再开车回来。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善。我就对一个德国人感叹道：“德法之间尽管有过战争，可是你们两国人民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上好像并没有形成隔阂。”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战后德国人为和解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有一个大概六十多岁的德国人告诉我，他说战后过了很久，已经到了六十年代了，他去法国的一个教堂里，当整个教堂的法国人意识到他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不祈祷了。全体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他非常紧张。

后来到了著名的1968年，1968年对西德来说是一个什么年份呢？我到了德国才知道，当时德国的学生运动，内容是追究自己父母纳粹时期的责任。所有的学生都回家问自己的父母，“你在纳粹时期都干了什么?你必须真实地回答”。这个过程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紧张乃至断裂，很多年轻人据说因此离家出走，很多人都因此发现他们原来很尊敬的父母在战争时期竟然也犯过罪。这些年轻人受不了这个打击。很多人离家出走，有的还和父母反目，不再跟父母来往。后来到了70年代，这些年轻人长大成人，按德国的征兵制度也当兵了。德国军队是一直到90年代才被允许走出国门的，但是它作为军队存在。这些年轻人有一部分当了兵，去体会当了兵必须服从上级命令这样一些无奈，很多人有了这些成长经历之后才开始跟父母和解。但这个和解并不意味着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被解决。当然，在德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抵制新纳粹的出现、警惕为纳粹翻案的暗流，一旦他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出现了相应的记载，很多人会立刻表示警觉。这个我觉得是德国社会里比较进步的一个倾向；但问题是新纳粹仍然在不断出现。比如我去过离柏林不太远的一个城市叫莱比锡，莱比锡很长一段时间在苏联管理之下，所以它的建筑有很多是苏式的。莱比锡有一个很大的祭奠战死者的纪念塔，有一点像德国的“靖国神社”，但是它纪念的是普法战争时包括东欧一些国家在内的战死者，因为它祭奠的对象比较早，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象征，没有日本靖国神社的那种右翼色彩；这个纪念塔，由于它是在前东德境内，西德的那种警惕纳粹再生的基础并不雄厚，如今常常被新纳粹用作集会的场所。不过，据说在西德也同样存在着新纳粹再生的问题。

我还去德国参观过一个犹太人集资筹建的犹太人纪念馆，我看了那个纪念馆之后非常有感触。那个纪念馆是从犹太人的原始时代开始展示的。这个构思非常有意思。包括以色列的历史也在里头，包括后来的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些犹太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在这个序列里，二战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德国非犹太裔的西德公民大多有着非常强的紧张感，因为他们认为新纳粹随时可能会回来。他们的进步人士说：犹太人的遭遇是不可以忘记的。所以我去那个犹太博物馆就是一位德国人建议的。

在柏林墙的遗址附近，据说当年希特勒自杀的地下室就在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展览馆。上面有一个艺术家设计的占地面积很大的纪念雕塑群。这个纪念雕塑群就是一块一块高低不等的，像棺材一样的大理石块搭建起来，看上去有些像墓地。立刻就有德国人把鲜花摆放在那里。有一个小孩子不懂事，跳上了那些大理石块，在上面跳来跳去，于是有警察来干涉，说“你玷污了犹太人的灵魂。”于是就不少德国人开始出来质疑，说事情都过了那么多年了，还需要这么较真儿吗？他们就开始论战，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还要牢记，还要维护？这是一些非常日常性的例子，说明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成为“过去时”。

从另一方面看，德国的历史学界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持续地讨论应该如何记述二战的历史，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如何来记述苏联的历史。苏联对于德国的反击，或者说苏联战争后期进入德国，苏联后期的战争罪行怎么来清算，甚至还包括斯大林在苏联内部的大清洗，这样一些话题变成了德国历史学家的一个隐痛。第一次论战是发生在1986年，当时出来反驳几个历史学家的是哈贝马斯。他提出了历史应该如何被公共使用的问题。于是他们发生了论战，这些历史学家拿出来很多资料来证明德国的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纳粹做了坏事，苏联红军做了好事。没那么简单。这里面德国老百姓付出的代价，以及和苏联的冲突，这样一些具体的细节应该怎么讨论，都还没有被真正关注。这是那些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这样一个讨论后来被称之为“历史学家论争”，当时被作为替纳粹翻案、作为右翼政治意识形态来处理。可是这个潜流一直到今天，问题并没有解决。

这样的一些历史问题实际上一定是要距离二战有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条件被重新讨论，我个人觉得，如果在不为二战基本的战争责任翻案的前提下进行，这个讨论是有正当性的，因为必须要面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有可能制止战争。因为我一开始讲的关于和平主义的努力，这个努力当然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维持政权的正当性时诉诸于武力是一个最基本的手段。几乎所有的老百姓，只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都不愿意有战争，那么和平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控制所有形态的战争？这个问题在今天还很难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我觉得它必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