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作家”还是“自由撰稿人”?
供给制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机关、各单位干部的基本分配方式。在文艺界,首先从文学研究所开始。用这种共产主义分配体制培养作家、管理作家,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建国后成为作家队伍中主力作家的,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多是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干部,又是作家。对内对外,他们总是声称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这时,他们都自觉地确立着自己在新的体制中的位置。
当时的作家更羡慕苏联的作家待遇。萧三在他的《重游苏联》一文中写道:“戈尔巴托夫对我们说:‘苏联作家的生活好不好?看他工作得好不好。谁工作得最好,谁就生活得最好,党和政府给他完全的生活保障。现在苏联的名作家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个别墅,芬兰式的,价值五万卢布;可以自购汽车、汽油……作家有必要去各地考察、生活、访问……的,作家联盟给他一种创作的旅行派遣,给他旅费,他在那里可以住几个月。”
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到了和平时期不便于长期维持。那么,是转向实行配给工资制,让作家们获得某级别的干部身份呢,还是回到过去的自由市场制、依旧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前者。这是因为:
(一)社会已经不具有自由出版的市场,如何有自由支付稿费、版税的社会空间?靠稿费生活的除了此前创作量很大、版权尚多的作家外,一般的作家靠多少年写出一本书、几篇文章,是无法生活的。如早期“湖畔诗人”汪静之说:“我多年没写诗了,上海解放后第二天就写了三首诗,投稿不登,以后就提不起兴趣了。”像这样的诗人心情,怎能让他们靠稿费生存呢?对于新体制内的作家,工资制的实施,使他们即便长期不发表作品,也有生活保障。建国后17年间版税制逐步取消,稿酬也一减再减,稿酬的有无只是生活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的标志。诗人郭小川在日记中常提到,拿到了多少元稿费,陪夫人去买布料做衣服。从当时多数作家的生活情况看,稿酬再不是生活仅有的依靠了。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急得他到处告借。
(二)当国家在大范围内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时,正是计划经济初期建立的时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计划经济的过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配给工资制的转变。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 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