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林蕴晖
林蕴晖：1992年退休前为国防大学教授。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政治系。先后在军事学院、军政大学、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任教。1988年被评为教授。著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合著）、中国20世纪全史第七卷《奠基创业》、《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人民公社狂想曲》（合著）；主编：《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五十年国事纪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21册》。
《百年潮》1999年第8、9、11期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只是由于毛泽东经过权衡，最终将高岗及其重要参与者饶漱石端了出来。但何以这时发生高岗事件，其真实情况究属如何？
高岗进京—高岗事件始末之一
由陕北到东北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同年11月，陕甘边红26军正式成立红42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红42师随后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不久，谢子长因病逝世。9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为统一红军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旬，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在所谓“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人及红26军、陕甘边区一批干部逮捕扣押，并无辜杀害了一些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从而使刘志丹、高岗等人得救。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28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在创建陕北和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自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7人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当时，中共中央设有４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由此，在中共七大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3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与林彪一样，都自命为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1948年底，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入关。高岗于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被推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事，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当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徐铸成1949年9月30日日记记载：下午，政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并选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在大会酝酿名单时，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后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北方人，乃加推高岗） 。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就留在了东北。由于这些条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这里还有一段彭德怀要把勋章“让给”高麻子的故事。
1951年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从这份简要的履历，不难看出建国初年的高岗，可谓是踌躇满志。
就任国家计委主席
从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美谈。
把各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是因为从1953年起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因此，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于6月20日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说明：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机构。
当时，刘少奇一方面让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起草具体意见，同时致电邓小平，嘱他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7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于当月带着全家离开四川进京，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的任命。这表明中央将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之迫切。
7月17日，杨尚昆、安子文将草拟好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少奇。少奇在略作修改以后，于18日将意见呈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并致信说明。8月4日，毛泽东将少奇呈报的意见批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并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人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8月7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9月26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同月，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1月15日，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4月，饶漱石到京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能干狭隘跋扈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服性强。
高岗不满刘少奇，始于建国前夕。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 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1949年5月20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
刘少奇接到信后，经过一番思索，认为有必要以中央名义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东北局作出指示。他于5月31日 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 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6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8月25日由莫斯科回到沈阳，28日，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再次婉转地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事情党中央要负责，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负责任，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干部中说明白。
高岗在中央来电后，未作公开反应；对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作如此委婉和诚恳的说服教育，也不加表态。其内心对刘是很不满意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给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和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答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高岗看后，也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当年2月，高岗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试探毛的反映。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为教育党内高级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高岗当时正在北京，闻讯后，立即电召沈阳的秘书班子来京为他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中央的决议（草案）下达以前，于10月14日上送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高岗在这个时候抢先一步，意图无非是表明：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也是他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的表示。
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的心机确实没有白费。
新税制引起风波
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 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的《通告》公布以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 由于调整税制的各项施行细则未及时公布，商人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同时下达，引起私商猜忌恐慌，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加上调整价格时间仓促，各地接到指示时间不一，有的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价，致使市场短时期发生混乱。其中波动较大的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华北的京津地区也较混乱。虽然到1月7日，整个局面就稳定了下来，但老百姓已反映出不满情绪。
修正了的税制，由于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又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人民日报》社论又有“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话，在国营工厂和合作社中也引起了反响。
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使各地省市委有点稳不住阵脚，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1月9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对此迅速作出反映。1月15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这块石头打下来引起的波澜，薄一波在四十多年以后作了如下描述：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则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撤销党组干事会
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根据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批评，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决定，这就是在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 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以上表明，在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之后，一方面政务院总理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又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归了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而对高岗权力的加强。
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5月19日，毛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毛泽东批“右倾”
由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引起党内两种不同意见，其实质也就是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是否应该坚持贯彻不变的问题。这两种不同意见，由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使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得到统一。而决议草案却把新民主主义的互助合作组织，不能直接过渡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认识，批判为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强调：这（指决议草案——笔者注）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作。由此，实际上就开始了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种由建设一个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转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由1953年6月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正式完成。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开始酝酿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明确提出，不是十到十五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过渡，十到十五年过渡完成。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讲到了“十年到十五年后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但着重是批评所谓右倾。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并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就是没有达到。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样，就在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批评，在高岗看来，无疑是对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东北发展到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山西省委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等的直接否定。
高岗发难—高岗事件始末之二
高岗的整人“哲学”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4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8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1950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公开地讲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责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示他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如何得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中央写信，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当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毛随即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故意给他抹黑。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财委（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去鞍钢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
财经会议发难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失宠”，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5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5月22日起草了会议通知。后来，薄一波回忆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6月9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上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 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6月12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 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
13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 ，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7月13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实际上周是在向与会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会议情况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这样，薄就成了“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民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等言论，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的在1950年到1951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思路，这在1951年秋就已统一。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毛泽东的结论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7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7月27日，陈云回到北京。在8月6日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陈云发言，他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8月3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
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南下游说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
同时，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高岗感到这种大事委托别人看来不行，于是就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逢人便封官许愿，或进行挑拨，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暗示要把谁列入候选名单。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诬蔑刘少奇不懂经济，造谣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造谣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什么，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造谣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就是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刘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结论要修改。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
紧密配合的饶漱石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饶又名梁朴。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早年在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l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1935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l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撤销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并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饶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中军分会常委。l942年3月5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一年之后，饶为集华中局和军分会大权于一身，于1943年秋，一手导演了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发动斗争代军长陈毅的事件。饶以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甚至要赶走饶的罪名，蒙蔽干部，欺骗中央，对陈毅发动突然袭击。并致电中央，诬称对陈毅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接替陈毅，妄图将陈从新四军赶走。l944年，陈毅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对在华中局与饶在团结问题上犯有某些自由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电告华中局。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郑重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早已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对毛泽东的指示和陈毅的自我批评则持对立态度，继续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致电中央告陈毅的状。企图以捏造事实蒙骗中央的手段，达到为个人争权夺位的目的。
1945年饶在中共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酝酿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时，华中地区的代表曾在小组会上批评指出，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为使饶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l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设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为此，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当时，各区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惟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来。毛泽东亲自与陈毅谈话，要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顾为辞，提议由饶漱石担任。毛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为宜，同时表示可由华东局商议后再报中央决定。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饶毫不考虑中央意见，立即表示由他担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中央写了由他兼任主席的报告。后来，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以极不老实的态度，伪称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同意陈毅担任此职，使中央只得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1952年初，正当“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因眼神经痉挛，难于坚持工作，粟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并指示粟裕陪同饶赴北京休养。饶到北京以后，极为不满，武断认为中央要他来京休养是对他不信任，并当面质问毛泽东。经毛耐心解释仍无理纠缠，毛泽东最后表示，如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这时，饶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从毛处辞出。后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的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1953年2月，饶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进一步取得更高的权位，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高岗属正在上升的明星，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当年7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妄图迫使安子文就范。
组工会议“批安射刘”
1953年9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确定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组成，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培养训练问题。
会议开始不久，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责中央组织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错误，诬篾中组部在干部政策有“圈圈”，“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等等。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也在会上发言，在整党问题上向中组部发动攻击，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就紧密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饶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说，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未予理睬。饶漱石见“拉”无效，改取“打”的手法，于是把高岗在财经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散布的所谓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名单，有“薄”（薄一波）无“林”（林彪）的谎言，在会上提了出来，以图把火烧得更旺。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以达到“打安射刘”的目的。
事实真相是：l953年3月初的一天，高岗找安子文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高又问安：某、某二人怎么样？安表示，这两个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经验，有能力，有前途，将来就要靠这些人做事。
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研究加强中央的办事机构，准备增设新的部门，既然毛主席找高岗商量这个问题，安子文作为中央组织部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早作准备，以备中央谘询。出于这种考虑，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
鉴于此事是高岗主动说的，所以，安子文将名单拟好以后，就给高打电话，高当即来到安家。安子文将名单给高看时，说明是个人的想法，作为高向毛主席谈话时参考。安子文依次介绍了名单，最后提醒高岗说，高原来提到的两位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还不可能进入政治局。免得高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高岗将这个名单看了好久，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说，他也考虑过了，主席要找他谈时，他是要表示意见的。并说，他原来提的两人是候补中委，无论如何不能提。高岗走后，安子文就将这个名单烧了。后来，安也向饶漱石谈过这个名单，但并未向其他人提起过。
高岗则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进行试探。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他就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当饶漱石7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件事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但高、饶并未就此罢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所谓“圈圈”、“摊摊”批安子文，攻击刘少奇。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严肃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明确肯定：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从严格要求自己出发，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此后，邓小平到会讲话，他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10月27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党的团结。他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不关心全党。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不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大会责成参加会议的每个代表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强调团结的指示。党中央的明确态度，打破了高岗、饶漱石利用组织工作会议进行“讨安伐刘”的阴谋。
后来，毛泽东讲到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过，饶漱石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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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百年潮》-林蕴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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