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被淡忘的关键人物黎天才（二）

二 黎天才的一生及其与张学良的关系

黎天才，山东蓬莱县人，1900年（一说1901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黎天才初为笔名，后为常用名。黎自“五四”起投身政治：先与天津的韩麟符（后为中共党员，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为孙殿英军政训处长，孙军兵败后隐居乡间遇刺身亡）、刘清扬，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渐与韩交好，同组织“澄社”，取义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以论尸子哲学的文著往见胡适先生，得到特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罗章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列出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其中有“李渤海”。罗先生未刊用的回忆录中提到黎天才，说黎“为人有才干 ”，“亦有文采，工书法，书宗北魏”。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北京举行元宵节大游行以声援，韩麟符任游行总指挥，黎任副总指挥。此后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为高君宇、何孟雄。加入组织后，黎天才任职频多，党、团、工会之间，屡有调动，曾往开封接洽驻军，曾回山东襄理党务，曾到铁路系统巡视工运，短时间里，学运、工运、军运都曾参与。黎天才于1926年秋调回北京，负责市委宣传工作，又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李大钊已匿居苏联使馆，使馆内中共组织包括大钊先生同外界的联系，多靠黎奔走，进而由他代理李大钊所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等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1927年夏秋以后，“左”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给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黎天才也于是年秋被张作霖部逮捕。刚入狱，黎便遭受双重意外：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他，胡鄂公与杨度等还弃他南下；里面同案的新任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加之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1.2万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所以张作霖和杨雨霆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从此他叛向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于此同时，黎天才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北方特科，与山西实力派阎锡山，以及国民党的复兴社等均有联系，上至蒋介石，下至各党各派各色特务，游刃于方方面面间。

黎天才和张学良相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段，从他始为奉系服务，并担任张学良私人秘书起，到张学良回国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止，前后约三年，大体上可称为北平–沈阳时期。黎天才初次为张学良出谋划策，是应询提交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深得张学良赏识。“九一八”之后，黎迅速帮助张学良建立起东北沦陷区情报网，主办对日、伪情报，同时在全国各地也有情报站。黎在北平的最后一年，适张学良下野出国，他继续负责东北网及各地情报工作，没有因蒋介石的亲手拉拢而倒向南京方面。第二段，张学良回国，黎赴码头迎接，张出任豫鄂皖三省“剿总”职务，黎最先召到武汉，并受命组建张学良的机要处，出长机要。这一段可称为武汉时期，前后达一年半。其间，黎表现得不显山不露水，却帮张学良处理过几桩棘手的“内部”事务，更秘密的是，他暗中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产生兴趣，并设法满足张学习理论的渴求，物色专人（先荐潘文郁，继为吴雨铭，均为前共产党人）辅导。最后一段是西安时期，大约15个月，表面上黎是多了一个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的头衔，应付与防备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渗透，骨子里他在劝导张学良“做狮子，不做绵羊”，背着党国“领袖”，大力推行他自己的主张。黎天才按张学良用意，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正式推荐了罗章龙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指东北军——引者注）的政治工作”，为前共产党人渗透开展“组织”活动，提供了便利。黎天才还根据张学良的授意，秘密策划“独立政党活动”方案，包括“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黎写具体方案，而黎也是会同身边的前共产党人集体商议，由吴雨铭和李希逸往返于西安–开封，直接和罗章龙密议，瞄准“兵变 ”寻思谋略。此期间活动的史实，至为重要，有待认真探讨。

西安事变爆发后短短的十多天里，黎天才的公开任职为“设计委员会”委员，再兼“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即召集人），三天后为回避陕北的中共要员自请调任；受张学良之命起草了八项通电，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敲定，实际上是西安事变公开的政治纲领；临潼行动时缴获了蒋介石公私文件共6箱，张学良令现场指挥刘多荃师长用卡车速送至黎天才私寓，交黎负责审查；当张学良陪蒋介石上飞机时，黎经授意去和周恩来、秦邦宪谈话，却未透露张即刻将起飞的半点消息；张学良送蒋不归，西安方面的将领们不放心，公推黎天才赴京探视，遂至被南京方面软禁，成为西安事变中继张学良之后遭此厄运的又一人。几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诸方人物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见对这几件事的历史记述中，却大多避而不谈黎天才其人。

1936年12月30日，黎天才不顾危险飞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视张学良，随即被戴笠等软禁。全面抗战后才保外就医，逐渐恢复自由。此后他坚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亦脱离政治。抗战胜利后，黎重新介入社会事务：初为某造纸企业顾问，后经营小店，1948年应周伟龙（后去台湾，以通共罪被处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顾问；是年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接触，工作积极无误；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党人员面见他的老关系，时任原市政府秘书长的茅以升（桥梁专家），布置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等大事；共产党得天下，黎天才选择留居上海，“工作关系由市公安局转交华东联络局 ”，数年间任某公司董事长，继为经理，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重新审理判决，改为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