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经过
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过去已知的情况是: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到北平,要求中共允许让林彪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7月上旬,金日成决定将这两个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回国时,164师实员10 821人,166师实员10 320人。会谈时毛泽东还答应,另外还有一支朝鲜族的部队正在南方作战,必要时也可以送他们回国。关于这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以前也有一些史料,但不够连贯,以至研究者对历史过程的描述有较大出入。[例如,关于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以及由谁首先提出的,学者们就没有说清楚。]现在,把最新解密的俄国以及中国档案文献与以前发现的史料连接起来,情况就比较清楚了。
1949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林彪。邓子恢。谭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据最新统计资料,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服役的朝鲜人有16 000左右。除了分散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朝鲜人外,还有由他们的人组成的4个营。27个连。9个排。服现役的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 人。连级598人。排级400人。班级1 900人。他们都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经受了锻炼和教育,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中许多人从我军吸取了作战。创建武装力量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可以当干部。我军部队南下后,在这些人中曾一度出现波动,有人要求送他们回国。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服从命令,并坚定地向南方进发。现在战争即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想把这些经过训练的干部送回朝鲜(想留下的我们就留下)。请中央讨论并答复能否送他们回国,以及朝鲜 (劳动)党方面是否希望他们在此时回国。如果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将把他们集中起来并组成一个正规师或四五个正规团,经过短期训练后让他们回国。”29日,总参谋长聂荣臻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转发了这封电报,并请求给予指示。
毛泽东把这个情况告知了苏联方面。1950年1月8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朝大使,转述了林彪反映的情况,并要求他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 1月9日,什特科夫与金日成会晤。金日成报告,他接到了中国贸易代表交来的中国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战争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朝鲜族部队正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给它。”金日成请教如何答复中方。什特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指示后,金日成说,“他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人民军队中上述数量的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
接到朝鲜方面的要求后,1月11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等人:“四野所有朝鲜部队和朝鲜干部同意派回朝鲜工作。中共中央已与鲜共中央接洽好,他们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改编好,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回朝鲜,并选一千多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同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人民政府驻平壤办事处副主任文士桢转告金日成,“同意你们即派三个人来中国准备接收朝鲜部队,这三个人请到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长聂荣臻接洽。同意朝鲜部队在中国改编并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并回朝鲜。”
1月14日,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等到达北京,与聂荣臻洽谈此事。
1月2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在四野之朝鲜籍战士和干部共14 000余人。金日成已派其作战局长等三人来接收。他们要求将该部战士编为一个师,及其直属部队,要求随带全部武器,数目如下:步枪12 000支,轻机440,重机180,手枪120,迫击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榴弹炮36门及若干弹药,除告林准备酌拨外,可否,请主席复示。 ”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办。”28日刘少奇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据韩国学者考察,这支部队是4月18日到达朝鲜元山的。俄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在这批回国的朝鲜族干部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朝鲜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和指挥员,如崔庸健出任民族保卫相(即国防部长),武亭 (Му Ден)担任朝鲜人民军炮兵副司令员,崔仁(Цой Ин)担任副总参谋长,金翰燮(Ким Хван Хен)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崔光(Цой Кван)担任第一步兵师师长,李光武(Ли Гвон Му)担任第四步兵师师长,金灿德(Ким Чан Дек)担任第五步兵师师长,方虎山(Пан Хо Сан)担任第六步兵师师长,班恩(Ван Ен)担任航空兵师师长。
这批军队和军事干部返回朝鲜,无疑大大增强了平壤的军事实力和战斗能力。不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说明,无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其目的并非为了发动一次进攻,而只是出于一种革命的道义。因为如前所说,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反对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