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回归
当诗人W·H·奥登1938年访问澳门时，他看到的主要是存在于那些无精打采的葡萄牙殖民地居民与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之间的鸿沟。他写道，“这座放纵的城市不必担心，” “那些屠杀心灵的重罪 / 又把政府和人民撕得粉碎。”
这块小小的飞地，是一个由珠江三角洲冲积而成的半岛。当中国在12月20日接管澳门的行政控制时，它所得到的这座城市在许多方面与与之北面相对的广东省的那些高消费的大都市并无太大差别。现在澳门的大部分人口来自大陆。澳门的地平线上满是华丽壮观的古旧建筑，它的血管里涌动着不确定的现金之流。如果北京愿意的话，澳门所谓的殖民领主本可以在25年前就把它归还中国。实际上，自从1979年以后，澳门就已被正式纳为中国领土。
尽管如此，这个占地23.5平方公里、由澳门半岛、仔岛、路环岛组成的城市，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还是很陌生的。此外，澳门作为欧洲在亚洲最古老的也是现存的唯一一块殖民地，将意味着北京同时也将面对一种全新的事物：对多样性的继承，以及一段文化交流的历史。
澳门正是通过这一中间人的身份才达到了它的极点。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在1434年勇敢地绕过了西非博亚尔多角以后，很快就夺取了果阿，接着是马六甲海峡——一个繁华的布匹和香料的贸易中心。到1513年，他们到达了中国海岸。之后经过大约50年的间歇的容忍，北京最终同意了他们在最远的阿马澳（音译）半岛上的存在。这些外国人很快发现最有利的贸易就在这一地区。他们乘着庞大的、建于印度的大帆船，从香料之国印度尼西亚借着季风而来，在广东的上游卸货，然后装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由于受北京对与华直接贸易的限制，这些东西不是运往欧洲，而主要是运往日本，并在那里换得与在中国可得黄金价值相当的白银。在回来的路上，这些钱被用来购买运往里斯本的货物以及下一站运往长崎的丝绸。在1560至1640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双边贸易为葡萄牙人赚取了惊人的财富，也使澳门成为其跨越全球的贸易网中的一个枢纽。
当然，维斯科·达·伽玛远航到东方，不止是要寻找香料。澳门也有幸成了追寻基督精神的一个跳板。精神上的传教活动促进了这块飞地物质上的繁荣。与此同时，耶稣会影响的扩张最终使得日本于17世纪40年代初期就对世界关闭了大门。（1641年，荷兰人抢占了马六甲海峡，切断了从另一方向过来的贸易。）但是贯穿整个18世纪，这一努力使澳门有了一个使命，即成为一个学习中心以及一个通向中国的桥梁。追随马休·里斯（音译）来到中国的修士们带来了让明、清宫廷非常着迷的科技发明——时钟、天体模型以及望远镜。在澳门， 他们也把自己溶入到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去，结果，影响就是相互的，而不仅仅是强加的，一种宽容建立起来，这在以后的殖民冲突中是没有的。
在紧接着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融洽的关系使澳门有了第二次繁荣，变成了被禁止在广东居住的欧美商人的避难所。每年两次，这些商人会从他们在广东的货栈来到澳门，参加盛大的商品交易会。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就呆在澳门，在优雅的大滩（Praia Grande）徜徉，或者穿得风度翩翩，参加一个接一个充斥着富有的、有身份的单身汉的舞会。“我无法想象有人会人为这个地方很乏味”，1829年一个美国妇人哈里特·劳在给她的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是这里唯一的未婚妇女，到处都有应酬。”
但是，这些新来的商人露出更加贪婪的锋芒：他们所有的财产不是白银，而是都压在他们所提供的鸦片上。这使得澳门政府在这个新时代里显得太软弱了。1839年，当中国人威胁使用武力来结束鸦片贸易时，总督塞尔维拉·品脱命令在澳的所有的英国人离开他的城市。英国皇家海军威胁要给北京更加严厉的反应，结果，它打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使得香港取代了澳门，成为与中国大陆贸易的新基地。
从此以后，辉煌的澳门陷入了永久的衰退，变得放荡不堪，一种真正的放荡，时至今日，这仍是澳门的一大特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澳门靠着做令人憎恨的贩卖中国苦力的生意支撑了下来。这些人中有大约一半被运到了古巴及秘鲁这些地方。几乎同时，澳门政府把赌博业合法化了，现在成了澳门最大的财源。
像奥登所说的那种间接的恭维，恰如其分描述了澳门令人难以捉摸的魅力。近些年来，澳门各有其主的堵场和踢踢蹋蹋的夜总会引发了一场黑社会内部的争斗，使居民们大受惊吓，其程度远甚于对日益迫近的政权移交的恐惧。然而，正是这一风流社会成了澳门政府的基本财源。虽未明言，这个风流社会也支持行动自由主义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在这儿都是允许的，几乎所有的时间。
因此，葡萄牙四百年的影响并不只是为从香港乘着汽艇前来的浪荡子们提供了一个游乐场所。在那些现存的殖民时期的建筑上，蜡笔彩绘已经褪色，这不仅反映了某种衰老，也反映了一段殖民杂居的历史，正如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的正面是由一个日本艺人用龙和汉字来装装饰的，即使没有后面的教堂，也能勾起人们的回忆。这块飞地最富盛名的食物记录了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的路线：经过非洲，中东东南沿海，印度果阿，以及马六甲海峡，但原料却是中国南部沿海所能买到的那些。现在，虽然在澳门四十五万人口中只有四千人自述为澳门本地人，但各种族间的这种溶合是葡萄牙人在其殖民地所特有的，比如说，与英国人在英国殖民地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溶合给这个曾经是殖民地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相互容忍以及多样化的气氛。
重庆：一个“流动人口”中心
按出生看，周安船（音译）是个农民，但是如今，他的生意是从驶入西南部城市重庆的船只上搬运货物。他把他大部分的收入寄回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在四川省耕种着家里那片极小的田地，他把四川看成他的家乡。“你真的无法靠种一些洋芋来挣钱生活，”周说，他看起来很憔悴，因工作的缘故而疲倦。
周的困境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中的一个：经济自由化给上百万的人带来了富裕和工作，但是并不都是如此。为了跟上繁荣——或仅仅能够生存下去——像周这样的人不得不移入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去。那通常是非法的；结果那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流动人口”。他们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百万至1亿。
重庆已经变成流动人口的中心之一，—部分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计划。在1997年，这个港口城市从北京那里获得了特殊的直辖市的地位，这使它变成一个经济大磁铁。这个城市获得了超过8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权限，这些地方曾经属于四川省，它还获得了对外国投资实行宽松政策的权利，以期建起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成百万的美元投向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这样做是为了使经济发展从沿海地区向西扩展——以控制农村人口不断向东部移动的潮流。
这是个好的计划，但却不是在适当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和国有企业的下滑打击了重庆的化工和钢铁企业，导致了几乎300,000的下岗职工。但是从农村地区出来的移民继续到来，寻求生计。工作竞争极为激烈。周愿意在这个城市的重新整修的港口工作，但是他已到47岁，他不认为他能比一个更年轻的人容易被选中。“我可以做的更多些，”他说，停了下来看了看正驶入这个繁忙码头的船。“但是我不能完成。”他在一个更为陈旧的，半浸在水中的码头搬运货物，一公斤一角二分钱，他在背上架上竹棍来帮助搬运货物。
没有官方数字统计到底在重庆有多少流动人口，但是据估计达到两百万。这些民工为这一地区修建起了宏伟的公路和隧道，卖从农村运来的水果和香料，以及在背上搬运货物。（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运载沉重的货物是用自行车来做的，但是重庆的街道太陡峭了。）本地居民叫这些“棒棒军”，这个名字源自他们背上的竹棍。他们用接受和猜疑的目光看待这些外来人。“棒棒军是重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地一个导游说。“但是提防着点他们——他们都是腐烂的蛋。”
王骆（音译），一个从事搬运工作的劳工，说，他很庆幸他有工作。“我觉的我的工作不错。”他说。“它比农活轻松，而且我也有自由。”他已经在重庆待了三年了；这些年到达的外来人口常常在他们一到这个城市就被当地的警察赶到离码头很近的一条街上。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举着招牌，上面用铅笔涂写着他们的工作资格：强壮，工作努力，很正派。
在朝天门码头，农村劳工们挤上一条小船，明显地精疲力竭了：他们正要短暂回家帮助收割。李安敬（音译），一个35岁的水果商，解释说最近生意一直不太好。“有太多的人已经被解雇了，”她说。“但是我想我是相当幸运的。我仍然能负担的起时不时回家看望我的父母。”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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