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大逃亡
1949年共产党接管上海后不久，万赛浦（音译）逃离上海的唯一途径是在弹痕斑驳的上海北站乘火车去香港。万是突然冒出这个念头，要离开亚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去殖民地香港基本上出于生意上的考虑。万是个裁缝，当他得知在通向外界的国际航空线和航线被封锁之前，上海有能力光顾他的店铺的富有商人在“解放”前夕都悄悄去了香港，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跟着顾客走。
对万和其他140万从大陆逃离到香港的资产阶级大逃亡人而言，10天的旅程饱受折磨。一路上坐火车，乘汽车，还要步行，有些路段的铁轨被破坏，有些地方在长期内战中遭受严重破坏，有些地方强盗出没。现年75岁的万回忆起他终于跨过边境，感受到迎面而来的经济自由的气息时的情景。“海关官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有护照吗，而是你有港币吗。”香港人不是在索取贿赂，而是阻止穷人入境。
香港正是由于这种对利益的不容质疑的追求和自由的环境才繁荣起来，吸引大批上海资本家把香港作为逃亡的第一选择也在于此。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前，来香港的资本家并不多，发展到1946年国共两党再次爆发内战时，资本家已经是大批涌入了。上海的工商界巨头急于躲避国民党腐败政治的苛捐杂税，他们谨慎地把资金转入香港的银行，把刚从西方购买的设备运到英国殖民地的仓库里，共产党的胜利加速了资本家携带资金逃亡。“那时的情况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从大陆逃离到香港，”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香港文献档案处主任常明（音译）说。
几乎是一夜之间，香港从一个昏昏欲睡的殖民地变成了地区制造业和金融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批大亨移民的贡献。他们和本世纪初离开福建、广东到东南亚的种植园和矿井里做工的苦力们不可同日而语。上海的纺织业巨头、银行家、电影界要人和航运大王给收留他们的香港带来了技术和资金，这些人中间有香港回归大陆后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行贸易禁运，香港产品的销量大增，香港的上海家族财财源滚滚，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来自上海的资本家是一种新移民――是在逃亡中的经济精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及《移民企业家》一书的作者王修伦（音译）说。
直到其他沿海地区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10年后，上海才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作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在过去要给共产主义计划输送大量资金，重新分配收入，把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从海边转移到内地。开始，新政权寻求和留在上海的资本家合作。47岁的亨利·唐是从上海逃亡到香港的最大纺织业家族的成员。他回忆起共产党执政7年后去上海的老房子看望祖父的情景。“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没有太大变化，”唐说。“唯一不同的是他现在管理经营的家族产业赚的钱不属于他了。”但是50年代后期，资本家受到了严重迫害。唐的祖父比许多人的经历好多了。“工人们要求他写自我批评，不过他们只是走走形式，给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家净化思想，”唐说。“祖父被游街时，没有人向他扔石头。”
现在，那些幸存下来讲述他们悲惨经历的人是最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私人企业长江航运公司副经理宗志虎（音译）曾经一度受到政府的重用。1956年他被提升为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宗志虎经商的历史使他受到反对资本主义的红卫兵的攻击。整个“文革”期间，他在一条江船上当服务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52岁，” 宗志虎说，“我正期待着趁年富力强发挥自己的才能，结果却失去了一切。”他赞扬邓小平在1978年使国家的政治恢复了稳定，经济恢复了正常。
1992年中央政府终于放宽了对上海的税收限制，这个城市表明过去使它焕发出勃勃生机的企业精神并没有丧失多少。上海重建了邦德路上的外国银行大厦，把浦东发展为高楼林立的金融区，还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现在，上海与香港竞相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金融中心。“我预计到2010年上海的GDP总量将超过香港，”上海浦东发展研究院院长姚希唐（音译）说。然而，他还说至少在国家免除香港税收的期间，上海由于落后的法制以及为国家担负的沉重义务而难以取代香港的地位。
现在，资本家逃离大陆50年后，中国国内有了两个曼哈顿，给她未来的发展提供资金。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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