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主流媒体眼中的中国百年之1979:中国的新长征（六）

《时代》访谈邓小平

“如果我们想要遏制北极熊，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发动战争的真正温床是苏联，不是美国；在教育、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荒废了整整一代人；我们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努力才能迎头赶上。”

就在国人准备迎接羊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正在准备开始他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之行。就在他离京前4天，他抽出时间接受了《时代》公司总编赫德利·多诺万的一次全面采访，陪同采访的还有《时代》周刊香港分社社长马什·克拉克。这次采访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进行，采访预计进行半个小时，结果延长到80分钟。

邓着一身他经常穿的中山装，脚下一双黑皮鞋，一双浅蓝色的袜子，嘴里不停地吸着中国制造的熊猫牌过滤嘴香烟。他讲话和蔼，右手喜欢做手势，并且不时用力地拍击双手，以示强调。

他反复强调、最具戏剧性的一点就是他要带给卡特总统的主要信息：中美之间的重新接触应当发展成一个明确的反苏同盟。这一点是苏联预料到的，也是非常害怕的。在强调中美关系时，邓指出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应该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他还指出苏联在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的行为将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与不安。他对美苏之间提议进行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表示不屑，并且实际情况也证明这是东西方历史上一次针锋相对的裁军谈判。邓同样反对“否定毛”运动，但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运动证明这个毛不是完美无缺的。

“事实上我们百废待兴”

“我们必须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制定战略性的计划，全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好我们的力量。”中国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说。方毅虽有实权，但很少为人所熟悉。去年，他宣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要千方百计地用15年至20年的时间，即到2000年，使中国的科技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当邓小平在美国进行活动时，方毅却开始了他自己的美国科技之旅。

69岁的方毅具有学者风度，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脸上有一块紫色的胎记。方本人不是一位科学家。他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是上海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编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部队政委。1953年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之前，他在不同的职位上从事经济工作。他参与了1956年对北越援助计划的制定工作，60年代负责中国的外援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干将。方毅在“文革”期间曾竭力避免被伤害，但直到1977年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掌权后，他才官至今日的副总理。

“事实上，我们百废待兴。”方毅在谈到中国科学技术地位时说。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对一切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十分感兴趣。在与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思就未来中美合作项目进行会谈后，方毅访问了亚特兰大的乔治技术学院。他在那里观看了土地资源卫星拍摄的自然资源照片，参观了太阳能发电的农场。这家农场可对外提供400千瓦的电力。在休斯敦，他参观了德克萨斯医药中心、安德森医学博士医院和卫理公会医院。但方毅美国之行的亮点出现在洛杉矶。主人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帕姆戴尔附近的洛克希德公司L-1011号生产线，并向他开放了戒备森严的位于黑麦谷的实验室。

方毅现在必须为中国的现代科技发展计划和制定而深思熟虑。“这将是一曲气势恢弘的乐章，”中国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曾说，“它将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间。”

欢迎邓小平来访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我们万众一心……”

作为首脑会晤的礼节，中国国歌的旋律首次在白宫南草坪上空回荡，随后，美国军方仪仗队也奏响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中美两位领导人站在一座低矮的小山顶上的检阅台上，分别致辞，然后登上白宫的阳台，接受并感谢大约1000位各方面的人士的欢呼。忽然，中国副总理打破常规，情绪激动地抓过吉米·卡特的手，高高举起。他们看起来就像一对刚刚获得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的政治搭档，并且毫无疑问地在支持票上获得了领先的优势。

没有什么可以影响邓小平9天美国之行的情绪。幸免于国内的斗争，使国家纳入快速向现代化进军的轨道，赢得大多数西方大国的外交承认，邓小平此时沉浸在胜利之中应该会被理解的。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1月1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邓小平与美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这是1959年赫鲁晓夫来访之后，华盛顿所筹划的最热烈的欢迎外国来访者的仪式。74岁的邓小平毫不显老，他紧张地出席着计划上安排的官方和半官方的活动。他同卡特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会谈，在白宫用餐，与美国会参议员、记者共进午餐，在肯尼迪中心体验美国文化、横跨美国大陆进行旋风般的参访活动。沿途他深入亚特兰大附近的福特工厂；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西雅图郊外的波音飞机制造厂。想要搞清邓小平此次访美的全部意图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至少，他此行标志着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美签署了科技文化协定及双边贸易协定。双方商定今年晚些时候在中国再次举行高级会晤。邓小平三番五次地声称，他迫切希望美国对华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以使他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此前有迹象表明，他将会得到他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经过30年敌对时期，其中还经历了3年艰苦的朝鲜战争，中美友谊之路一下子开满鲜花，这其中充满着极大的危险，增加了影响东西方强权之间平衡的因素。邓小平早就预言说，“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而卡特也明智地在一项声明中附和着，将苏联称为“霸权主义”，这是中国形容苏联扩张主义的专用字眼。

卡特的做法当然地引起苏联人的高度怀疑和极大的愤怒，他们已经中止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进程，以抗议邓小平“煽动性的声明”。苏联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召见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要求美国对此进行解释。万斯告诉多勃雷宁大使“霸权主义”一词并不说明美国意欲借以反对苏联。

美国政府自承认北京后，再次向苏联人做出了“别无目的”的保证。卡特两周前曾承诺，“我们将十分慎重，不要影响到中苏关系平衡。”但是，他允许邓小平在美国的土地上，用“霸权主义”那样不和谐的字眼，将使美国对平衡更加难以掌握。这种意见不合的事情简直太多了。白宫助理声称，卡特总统确信这对美苏关系和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这似乎与卡特过去私下里的谈话有些矛盾。卡特说苏联人的确放缓了谈判的步伐，因为他们对新型的中美关系表示关注。一些美政府官员建议万斯在战略武器谈判结束前，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举行会晤，澄清邓小平访美带来的“烟雾”，并为卡特计划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敲定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