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王后故事变化背后的晚明世风
从记录历史到演绎艳异再到取悦受众。《陈书》叙写韩子高列传的目的是依实记录一个普通人的传奇经历：从奴隶到将军再到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容貌美丽、状似妇人只是韩子高得遇陈文帝的一个重要契机，以后，他基本凭借自己的忠诚和才干赢得了文帝的信任及部下的爱戴。但韩子高仍是个凡人，无法凭借个人意志左右文帝的生死，失去了政治靠山的他孤独无依，重兵在握又让他成为新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韩子高的故事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作者冷静叙述，客观描写，基本反映了历史叙事“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
王世贞写陈子高则是想通过一个以色求宠的娈童的飞黄腾达及最终覆灭，警示世人这种人必遭报应。作者将陈子高与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男宠罗列在一起叙写，从他们相似的生命轨迹中概括出同一结论：男而女淫、以色事人者必无好下场。王世贞虽然给陈子高安排了与正史一样的结局：“坐诬谋反诛”，但他用“ 人以为隐报焉”收束全文，点明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在王世贞看来，陈子高以身事君、狐媚惑主，均是有损阴骘之举，理应遭到报应。
王骥德写男后记则只择香艳，不顾史实，塑造一个既为人妻、又为人夫，男而女、女而男的离奇人物，以此吸引观众的眼球，迎合市民阶层求新、求异、求刺激的欣赏趣味和消费心态。《男王后》进一步渲染了《艳异编》的艳情笔墨：
[净]看座来，娘娘坐着。美人，我看你弱骨轻盈，柔肌骄腻，我夜采多有莽撞，得无创巨汝乎?
[旦]臣妾之身，大王之身也，死耳亦安敢自爱。[满庭芳]你做蜂堞的从来莽撞，说什么娇花宠柳，惜玉怜香。我虽则是重茵湿透桃花浪，也子索舍死承当。譬如梁绿珠粉身楼上，楚虞姬刎首灯旁，也要细嫋嫋舒咽项，顾不得其间痛痒。如今呵，便受些苦楚又何妨。
这些颇具诱惑力的唱段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而王骥德为全剧设计的大团圆结局更是庸俗不堪，为了迎合世俗观众求乐拒悲的观赏心态，不惜肢解史实，狗尾续貂，让陈子高既为陈文帝的外宠，又为玉华主的内宠，看似圆满，实际是对历史的彻底颠覆。
创作主题的演变清晰折射出文学作品的世俗化轨迹。明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崛起，他们成为通俗文学的最大消费群体。再加上许多文人也是广大市民中的一员，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有意无意之间迎合着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商品化倾向，男王后故事主旨的嬗变正反映了这一特点。《男王后》中充斥着的欲望狂欢和身体写作，已彻底背离了《陈书》的历史叙事，而用随意性、休闲性及娱悦性的文化语码叙述陈蒨、韩子高等历史人物的身体经验及日常生活碎片，以迎合市民大众的消费趣味。
从韩子高到男王后，物形象的嬗变。作为正史，对人物的叙写应是功过分明，不隐恶，不溢美，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陈书》据实赋予了韩子高四个特征：出身低微，容貌美丽，忠诚恭谨，将才出众。在唐人姚察、姚思廉父子的笔下，韩子高虽然凭借状似妇人的美丽容貌得到临川王的青眼，但作者从未暗示过他是陈蒨的龙阳君。《陈书》中的韩子高是一个颇有胆识及将才的美男子，自从追随临川王以后，对主子恭敬有加，忠诚不贰，勤于侍奉，常执备身刀以保主子的安全。韩子高的步步升迁并不是靠他的色相，而是凭借他稳扎稳打、卓越超群的累累战功。
文帝的去世使子高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治靠山，深知自己兵权过重而受到陈顼之防忌，颇有政治头脑的子高亦“深不自安，好参访台阁，又求出为衡、广诸镇”，至于他谋反的罪名是莫须有还是确实存在，这已是一个历史疑案。但从后来的宣帝陈顼原宥其父及子弟的举动看，子高最大的罪过并不是谋反，而是重兵在握对皇帝构成了威胁。
总之，《陈书》将韩子高作为一个重臣而不是佞臣作传，基本采用正笔叙写。
王世贞笔下的陈子高只演绎发挥了《陈书》中韩子高的前三个特征，而把他将才出众的秉赋一抹而尽，竭力将其推向佞臣之列。明代中后期，俗尚奢靡，男风大炽，描写男子同性恋的小说层出不穷，王世贞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性风尚，在《艳异编》中特列“男宠”一门，叙写了十九个隋唐之前的男宠故事，陈子高便为其中之一。由分类看，王世贞已把陈子高等同于龙阳君、弥子瑕这些著名的男宠了。而对《陈书》中子高统领大军、驰骋沙场的大将形象的描写，王世贞几乎全部删削，却另加了他与司空女间儿女私情的描绘，使之更具艳异色彩。尽管如此，王世贞还是为子高保留了一些男儿特性，如“猿臂善骑射，上下若风”、“既渐长，子高之具尤伟”等等。
到了王骥德笔下，作者用笔墨为陈子高做了一个变性手术。这一人物从心理到外貌都彻底雌化，正如《男王后》评者阳台散人所云，他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狐媚龙阳”。遇见临川王之前，子高就曾哀基父母错给了自己一个男儿身，枉费了如花似玉的美貌；得遇临川王以后，陈子高就一直以女性形象出现，他的身份是临川王的美人，宫女们的娘娘，玉华公主的嫂嫂。甚至当他与玉华公主完婚后，他仍是一身女妆，暗示了他既是陈文帝的男王后，又是玉华主的裙钗婿的双重身份。对于命运的如此安排：王骥德笔下的陈子高似乎亦颇为得意：“只有汉董贤他曾将断袖骄卿相，却也不曾正位椒房。我如今爱封册在嫔妃上，这裙钗职掌，千载姓名扬。”自比董贤且欣欣得意于自己所获之宠更胜于董贤。做了驸马之后，他更是下定了做皇室双面性玩偶的决心：“我做娘娘不见金莲现，做驸马还将绣帔穿。只恁的假装乔真伪难分辨，就两般姻眷，拚前后从人愿。”
从《陈书》中的铮铮美少年，到《艳异编》中的柔曼小男宠，再到《男王后》中的狐媚妖龙阳，韩子高的雌化特征越来越浓重，稗官野史、民间想象、逸闻趣事合成了这个人物，使其成为晚明通俗文学消费潮流中戏说历史人物的典型个案。《艳异编》、《男王后》以历史的料，写现世的情，叙事话语的娱乐性、消费性、世俗性在消解历史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与中国古代男风文化中对同性恋被动方的女性化期许及鄙视化心理相暗合，反映了晚明社会文人以轻浮的笔墨改写真实历史的倾向。
由简到繁，由实到虚一叙事手法的嬗变。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作者写作旨趣大相径庭，叙事手法和风格也迥然相异，这突出表现在语言的生动形象、情节的刻意虚构及细节的广泛运用上。
《陈书》简要枯瘦的叙事语言在《艳异编》中得到了很好的修饰润泽，《艳异编》尽管用文言创作，但比起《陈书》来，已丰盈很多。对陈子高的外貌描写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陈书》“容貌美丽，状似妇人”被王世贞扩展为“容貌艳丽，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螓首膏发，自然娥眉，见者靡不啧啧”。另外，王世贞还插入了许多人物对话，使故事更具现场感。
而杂剧作为俗文化及市民文艺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形式贵浅不贵深，《男王后》的宾白南北交杂，更具特色。当玉华公主惊诧于国色天香的嫂嫂居然是男人时，宫女裱桃云：“公主，你只见宫里起北风，不知道外厢起南风哩。”引用了明代对男子同性恋之风的讳称，且形象描述了社会上男色盛行的状况。当子高与玉华公主私通后，裱桃又背地里打趣说：“呵呵，我则道娘娘冰清玉洁，是大王爷自家受用的，鳞也不敢擦他。如今却与公主有一手了，正是扬子江水浑淘淘，大家用些儿罢。”鲜活的口语带来了极强的讽刺效果。
情节的虚构也是文人自觉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史官依实而记，秉承“事信而不诞”的原则，不允许虚构夸饰。虽然史书中也有对当朝皇帝夸饰美化的嫌疑，但那也是有限的。但小说和戏曲则不然，允许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根据作品主旨进行虚构和夸饰。王世贞虚构的陈蒨与子高、子高与陈司空女儿间的爱情故事，将梁朝末年战乱四起的严酷现实及陈霸先、王僧辩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消解淡化于儿女私情之中，更好地服务于他以男宠之覆灭显报应之不爽的主题。王骥德基本继承了王世贞的虚构情节并加以细化和夸张，他还用偷粱换柱的手段。将异性恋插曲中的主人公陈司空女换成了陈蓓之妹玉华公主，为其创造一个双面性玩偶服务。陈子高集男王后、裙钗婿双重身份于一身，陈氏兄妹相安无事、皆大欢喜。这种虚构的结局满足了市民阶层的猎奇心理。
最后是细节描写在小说、戏曲中的广泛的使用。历史叙事也用细节，《陈书》为了突出韩子高“性恭谨，勤于侍奉”的个性特征，以“恒执备身刀及传酒炙”这一细节加以点染说明。但史书写实原则及短小篇幅限制了细节的过多展开。文学叙事则不然，作者经过揣摩、想象。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自觉地虚构、丰富故事中的细节，在细节描写中凸显人物的性格，使其更富生活情趣和文学魅力。
王世贞以“有所恚，目若虓虎，焰焰欲啖人”这一细节渲染陈篟的性急，接着又写“见子高则立解”烘托他对子高的宠爱有加。而《男王后》作者对细节的运用更是大胆，他把明人的小脚情结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男王后》中。众所周知，缠脚始于五代南唐后主李煜的爱妃窗娘，她用帛缠足，使之纤小屈突而足尖成新月形，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以博得后主欢心。从此缠足之风逐渐流传到民间，历经宋、元、明、清，直至近代。而陈子高生活在公元500多年时的陈朝，当时根本没有这一习俗。但作者用明人的审美习惯要求一千多年前的古人，男后陈子高屡次表达了自己缺失金莲之憾：“只争个鞋弓三寸，那里肯妩媚让红裙”、“只双弯一搦较争差，但系长裙辩那些儿真假。”玉华公主在试探子高是男是女时。故意借他绣鞋穿，子高立即心虚躲避：“不消穿得，我送样子来姑娘罢。”聪明的公主暗自偷乐：
[鬼三台]你则是裙拖地，遮掩做双钩细。您青春年纪，穿着领薄罗衣，难道更不见些儿蓓蕾。我则怕立香阶有时风揭起，试温泉有时衫着迟。那其间做不得莲辫轻盈，鸡头软腻。
两弯金莲是明清美女的一个重要性征，清人李渔《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中的童子尤瑞郎嫁给秀才许葳为男妾以后，裹起小脚，穿起女装，并偷偷自宫。小脚、女装这些细节说穿了都是明清男权文化强加于同性恋被动方身上的沉重桎梏，他们从身心到外形都被女性化、私有化，作为一个性奴仆随时听候处于权力结构上风的男人的予取予求，是性压迫、性蹂躏在男人内部的上演。
综而言之，韩子高走出历史，走进文学，摇身而变为男王后的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巨大差异，而且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观及道德观。
本文原载于《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 作者：施晔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施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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