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蒋介石反目成仇内幕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  作者：郦千明 

留美博士初涉政界崭露头角

1928年初，一名年轻人向当时的国民党华中地区首脑、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写信，建议改革税制，增加财政收入。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年轻人又写了第二封，指责李的傲慢与冷漠。过了一段时间，后者不仅没有生气，还任命他为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这名年轻人就是归国不久的留美博士吴国桢。

吴国桢(1903—1984)，出生在湖北省西部靠近长江的建始县，父亲吴经明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曾供职于北洋政府陆军部，任陆军中将。父母为儿子取名国桢，希望他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从小聪颖过人，10岁时人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是该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与高他一级的周恩来结为好友，周任南开敬业群乐会会长，他任该会童子部部长。

1921年，吴国桢清华大学毕业，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格林奈尔大学攻读经济学，兼修市政专业，毕业会考成绩除市政外，其他都得到“A”。市政课教授解释说：“你是全班最棒的，但没有人得到过全A。”两年后，转入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凝视着这个小个子东方青年，率直地说：“年轻人，你不够成熟。”吴反驳道：“先生，根据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这本身就不够成熟。”教务长听了很满意，当即说：“好!你被录取了。”

在普林斯顿学习后期，发生的一件事差一点改变了吴国桢后来的人生轨迹。1925年春，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的亲信、陆军次长徐树铮出使欧美等国。抵美前，徐拍电报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要他通知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就“美国哪种政治(体制)合宜中国，哪种政治(体制)不合宜中国”问题，撰写研究论文，供他参考。学政治的吴国桢对这类问题轻车熟路，很快完成一篇投寄到公使馆。徐树铮看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让随团的吴国桢哥哥吴国柄打电报禀告其父。岂料徐树铮回国没几天，就被人枪杀于河北廊坊。假如徐树铮不死，或者晚死几年，以他在段祺瑞政府中炙手可热的地位，吴国桢极有可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其一生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过了半年，成绩优异的吴国桢顺利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踌躇满志地起程返国。他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原籍湖北。一份《整理财务税收方案》终于打动了当局。当时，桂系势力已延伸到河北至广西的广大地区，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吴的留学背景和学识，成为他走上政坛的重要砝码。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来到汉口，团长李顿是前英国驻印度总督。那时，省政府没有专门的外事接待机构，遇有外宾来访，只是临时抽调懂外语的人应付一下。这次，因为蒋介石对调查团寄予很大的希望，放电告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必须保证接待好这批洋大人。何成浚想到了吴国桢，觉得他在美国学过政治和市政，精通英语，又懂法语和德语，应该能完成这桩使命。就这样，吴国桢放下手头的事务，临时充当接待官。他在美国生活多年，熟悉西方人的礼仪习惯，特地将代表团拉到汉口法租界花园般美丽的德明饭店下榻。从落实考察地点、接受媒体采访到宴会座次的排列，均亲自过问，煞费苦心地巧妙安排，尽可能地满足洋大人的需要和方便。最后，调查团在汉口逗留时间虽短，但对接待工作十分满意，他们甚至说比南京还做得好。随团的中央大员将这些意见转告湖北当局，何成浚自然非常高兴，对吴也更加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组成豫鄂皖剿共总司令部，亲自兼任总司令，坐镇武汉指挥清剿共产党，计划在武汉至少留居半年，需要一名谙熟本地情况，又精通英语的秘书。何成浚向他推荐了吴国桢。从此，吴国桢成为老蒋身边的红人。

受蒋青睐，迭任汉口、重庆市长

吴国桢做蒋介石的秘书不过3个月时间，其才干已引起挑剔的主人的注意，而宋美龄对他流畅通达的英语传译水平，表示了少有的惊讶和赞许。

1932年11月，蒋介石毅然提拔年仅29岁的吴国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据说，有一次，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南京汤山洗温泉浴，蒋无意中说：“如果有谁将京(北京)、粤(广东)、沪(上海)、汉(武汉)这4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就等于都在他手里了。”可见，汉口(后改为武汉)这个赋税收入仅次于上海的华中重镇，在老蒋眼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把如此重要的大城市市长职位赋予一个没有多少资历的年轻人，足见蒋介石对他的倚重。

吴国桢任汉口市长，受到各方的交口称赞，但他的许多做法与一般国民党官员大相径庭。1935年春，长江、汉水洪水暴涨，汉口大堤险象环生。他亲自带领市府公务员和士兵上堤抢险，把抢险指挥所设在堤坝附近，与工程技术人员昼夜逐段巡查，又下令向军队借来2000顶帐篷，供护堤军民住宿。要求全市教堂、寺庙和港口船只，一旦发生险情，立即鸣钟和汽笛，让市民就近登上事先指定好的坚固楼房应急。市长身先士卒，指挥若定，赢得报刊记者的一片赞扬，某富豪专门赶制一把万民伞送给他表示感谢。可是，各方对吴的肯定和褒扬，却引起了汉口警备司令叶篷的嫉妒和不满，一怒之下，竟下令将堤上的数千名士兵全部撤离。吴国桢闻讯，亲自跑到堤上苦苦哀求，最后，甚至跪在叶的面前说：“我代表汉口80多万市民，向您求情，请留下士兵抗洪抢险。”叶篷断然不顾，带着他的人马扬长而去。万般无奈，吴国桢只得求助于驻防在武昌徐家棚的张学良部队。张将军亲自驾机飞临汉口视察，下令所属部队火速过江救援，才保住汉口大堤的安全。

是年底，北京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武汉，12月23日，武昌学生数千人渡过长江，在王家巷码头与汉口的几千名学生汇合，从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整队出发，进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亲日派”等口号。吴国桢身为一市之长，也加入了游行队伍，随人群由中山大道经六渡桥转民权路，一直走回到江边的王家巷码头，然后去市政府上班。他的举动，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堪称凤毛麟角。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依山傍水的城市除了几条弯曲不平的小马路外，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吊脚楼，整个市区连一个象样的公园也没有，而日本飞机时常过来狂轰滥炸，房屋和人员损失严重。面对这样的烂摊子，蒋介石又想到了吴国桢。于是，36岁的吴国桢又“荣升”为陪都重庆市长。他雄心勃勃地提出“以法治的精神，推进民治的市政”，揭开了建设新重庆的庞大计划。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重庆城市面貌有了相当大的改观。

在重庆，吴国桢与少年时代的密友周恩来不期而遇。由于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张，两人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辩。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曾说：“我看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不 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有一次，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会谈，会后张群按规定将会议记录传给中央宣传部，已任中宣部长的吴国桢发现，整个会议记录全是周恩来、王若飞对他的尖锐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