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世纪》2008年第5期 转载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曹耘山口述/ 周 燕执笔整理
(口述者曹耘山系毛泽民烈士的嫡亲外孙,执笔者周燕系中国传记文学会会员)
我的外公毛泽民,在1939年至1940年间,曾在苏联学习、治病8个月,同时,还肩负着鲜为人知的特殊使命。为了弄清这段历史,近几年,我曾几次去莫斯科,从俄罗斯已经解密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寻找到一些有关毛泽民的珍贵史料,其中还有一份由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的长达4页的《个人履历表》。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毛泽民代填毛泽东的个人履历
按理说,这份由共产国际印制的、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个人履历表》,应由来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的同志本人填写。毛泽东本人没有来苏联,又并非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级组织,而是由他的同胞弟弟毛泽民代其填写。乍看起来,似乎不大合常理。
在这份洋洋31项的《个人履历表》里,除了填表人本人的自然情况外,还要详细填写受教育程度、政治态度、参加革命的简历,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等等。比如,家庭出身一栏就有许多内容:父母双方的姓名、出生时间和地点、有何不动产,在何时、何处?他们革命前后从事何职业?现在从事何职业?居住地的详细地址等等。
《履历表》的最后一页是填表人独立生活后的工作经历。毛泽民用600多字言简意赅地填写了毛泽东的革命经历:“1919年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北大图书馆之图书管理员,1920~21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校长,1921年下半年起至1922年,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至今天止,仍为党军委所领导,坚持华北与华中的游击战争。总之,目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工作。为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伟大事业而工作。”在结尾处,毛泽民还写了一段附识:
因国际需要泽东同志一份较确之履历,认我是其亲生兄弟,了解较详,命其代填。但是,虽然自认较确,然而总是代填,不尽不确的地方,在所难免。如其妻江清(青)同志,就不知其历史,只有等待他自己来补充或更正。
这里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迫切希望更多、更准确地了解毛泽东。
当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党的重要方针政策要由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人来制定,国际还派出全权代表,具体指导和帮助中国党的工作。
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操纵和扶助下,王明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这年春夏,党中央领导层接连出现叛徒,环境相当险恶。王明既不敢在上海隐居,又不愿去中央苏区过艰苦生活,便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莫斯科一住就是6年。在这期间,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大大出乎共产国际的预料。但莫斯科对毛泽东提出的土地政策和军事战略战术并不完全认可。他们所能听到的只是王明等人对毛泽东的肆意贬低和嘲讽。直到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博古、李德彻底葬送了中央苏区和绝大部分红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北上,共产国际才不得不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当选执委会总书记。他大力改进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解散地区局,取消向各党派全权代表和教导员的制度,精简执委会的机构,加强了同各国党中央的联系。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遵照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季米特洛夫特意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但王明将此忠告当作耳旁风,回国后,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党中央的工作予以指责,甚至在长江局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1938年8月,中共临时代表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季米特洛夫约请他和中共代表任弼时在克里姆林宫谈话,季米特洛夫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共产国际渴望更深入地了解毛泽东,而他的亲兄弟毛泽民的到来,无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毛泽民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与毛泽东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共产国际干部部也希望毛泽民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中国党的真实情况。
1939年6月初,毛泽民抵达莫斯科不久,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先后写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关于党内重要文件的读后感》、《关于中国党的情况报告》等近10万字的重要报告,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问题的会议。毛泽民高度的政治水准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得到莫斯科的首肯。于是,便发生了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个人履历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