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集团五干将浮沉录之黄永胜

《党史博采》 2009年第3期  作者：霞飞

黄永胜曾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立过功。他的人生也曾经辉煌过。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却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林彪集团中，黄永胜算是第二号人物。在林彪手下的“大将”中，黄永胜排第一号，人们习惯于称“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而在实际上，林彪也特别器重黄永胜。在林彪集团中，黄永胜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过了叶群。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黄永胜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立过功的人，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那么，黄永胜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浮沉呢?

在革命风潮中成长为革命军人

黄永胜于1910年11月17日出生在湖北的咸宁。他虽然家境不好，但受当地重教风气的影响，在年少时也读过书。但读书并不是影响黄永胜后来人生走向的主要因素。真正对早年黄永胜有重大影响的；是当地的革命风潮。咸宁离湖北重镇武昌很近，从咸宁到武昌，历代都有官道相通，后来通火车，从咸宁到武昌，也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从这一点看，，咸宁受武昌的影响相当大。黄永胜出生时，武昌地区已经是革命党活动频繁的地区，曾建立了不少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宣传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国。黄永胜出生的第二年，武昌爆发了起义，积压在当地人民心中的革命热情进发而出。武昌及其周边地区的群众，建立了许多革命组织，旧的统治秩序土崩瓦解。接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成立，这个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长江一线群众的革命觉醒。黄永胜的家乡咸宁也经受了革命风暴。年纪不大的黄永胜也深受影响。他很小的时候，便从长辈那里听到“革命”、“造反”的名词，听到许多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故事。他自己也亲眼看到了当地的社会动荡、变革的过程，这使他从小便向往革命，对他后来投身革命，可以说，是起了重大作用。

1927年6月，黄永胜从咸宁来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之一武昌。这时，上海已经发生了“四一二”政变，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主要人物集中于武昌。驻扎在武昌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倾向革命。黄永胜到武昌后，即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时年17岁。这个部队招兵的人，见黄永胜身体强壮，人也机灵，便安排他到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战士。黄永胜当兵后，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很快就成为一名射击、格斗等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军人。更重要的是，他进入警卫团后，受到该部队中共产党员的影响，系统地了解了革命道理，在思想上立志革命。他已经不同于一般想当兵吃粮混日子的军人，而是有一定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年轻革命军人了。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黄永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次起义中去。在起义战斗中，黄永胜作战勇敢又灵活机动，很受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视。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在敌军压迫下，向南转移。黄永胜随他所在的部队中的一些人到了湖南。此时毛泽东正在湖南筹划湘赣秋收起义，黄永胜又立即投入到秋收起义当中去。9月，秋收起义发动，黄永胜参加了这次起义的一些战斗，在战斗中他仍然表现出了果敢、坚决的精神，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起义部队残部向三湾进发，黄永胜也在这支部队中。此时，他认识了毛泽东，也深深信服毛泽东所讲的道理，思想上有了新的进步。 1927年，年仅17岁的黄永胜，在刚刚投身革命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大起义一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这个经历很特殊。这使黄永胜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在真刀真枪的实战中，经受了锻炼，他也很快就接受了革命道理。同时，这也成为黄永胜后来的革命资历的重要部分。

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成了林彪的部下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剩余部分行军到达三湾时，部队的编制、思想、指挥系统，都很混乱，毛泽东决定，在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改编时，有一条规定如果不愿意继续跟部队走的，可以发给路费回家。也确实有一些人选择了回家这条路，而黄永胜没有走这条路，他决心跟随毛泽东，继续走革命道路。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决定率部队上井冈山，黄永胜是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人之一。当时，上井冈山不仅预示着要过长期的艰苦生活，更预示着会有生命危险。因为红军部队人数少，四周到处都有强大的反动军队，红军很有可能被反动军队消灭掉。对这些，黄永胜心中也十分清楚。但是，他没有犹豫，而是毅然选择了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这条路。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后来一直十分怀念和他一起上井冈山的战友，多次提到这些人，可见，当年上井冈山的人，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当时，共产党的组织，也正是看到了黄永胜这种革命的坚决性，特别注意培养他。当年12月，黄永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在砻市会师。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共有六个团。当时在朱德手下当连长的林彪，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林彪当时是红军中少数受过正规军事教育(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之一，他带兵井井有条，打仗肯动脑筋，指挥作战机动灵活，又会做部从的思想工作，是红军青年军官中的佼佼者。朱毛两部红军合编不久，林彪因为打了许多胜仗，职务一再被提拔，后来当上了红一军团长。黄永胜也在部队的不断改编中，进人林彪麾下。当林彪成为红一军团长时，黄永胜也成为红一军团的一个连长。

黄永胜和林彪都是湖北人，是老乡，加上黄永胜在某些方面与林彪有点相像，即黄永胜打仗也肯动脑筋，打了许多胜仗，作战很得力，林彪便看中了黄永胜，有意栽培、提拔他。在林彪手下，黄永胜的职务迅速上升，从连长起步，当过营长、团长、师长。在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黄永胜率部打了不少硬仗、胜仗。红军进行五次反“围剿”时，黄永胜所率部队参加了每一次反“围剿”战役，在每次作战中，红一军团都处在十分关键的位置上，承担重要作战任务。而在红一军团中，黄永胜总是作为骁勇善战的指挥员，被指派去打较为关键的一仗。

在第五次反 “围剿”作战中，由于中央苏区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之下，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方针，红军在总体作战中，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包括林彪在内的军事指挥员，都不可能在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方面有大的作为。他们指挥部队作战，也十分被动，只能打红军并不熟悉、也不能发挥红军优势的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但林彪在打总体上被动的堡垒对战中，比其他红军指挥员多了一点创造性，搞了一个“短促突击”战法，在短时间里，取得了局部的主动性。林彪在搞“短促突击”战法时，黄永胜指挥的部队是主要担当者。黄永胜在实战中，把林彪的思路加以发挥，打了一些胜仗。但是，由于红军在总体上处于被动状态，“短促突击”也避免不了失败，最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还是失败了。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军事生涯证明他是能征惯战的将领

长征一开始，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在湘江战役等重要战役中，承担主要作战任务。黄永胜时任红一军团第三团的团长。他作为林彪手下的虎将之一，出现在战役的紧要处。年仅25岁的他，指挥作战已经较为沉着、冷静，懂得了很多战术，也知道运用智慧打仗，指挥作战较为灵活机动，同时仍然保持敢打敢拼的风格。无论是在打先锋，还是做殿后；无论是打阻击战，还是打阵地战，都十分得力。承担了许多关键的作战任务。

湘江战役之后，黄永胜所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三团，在行军中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有一定的发展，在战事紧要处打了许多漂亮仗。全国解放后，黄永胜曾经回忆过他指挥的一些战斗，有的收入到《星火燎原》这部书中。正是由于黄永胜在苏区时和长征时屡立战功，中央曾授予他中华苏维埃红星奖章，得到这枚奖章，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是一种殊荣。

遵义会议后，林彪所率的红一军团改称为前敌司令部第一军团，黄永胜任团长的第三团，也称为前敌司令部第一军团第三团。后来，第一军团改称为第一纵队，黄永胜的第三团又称为第一纵队第三大队，黄永胜任大队长。此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能征惯战的红军将领。

红军两占遵义，黄永胜率部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渡赤水，黄永胜率部作战机动灵活，勇敢顽强。渡乌江、逼贵阳、过金沙、战泸定，黄永胜均率领所部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并且每次都完成得很好。林彪对黄永胜也更赏识了。林彪的军团指挥部经常随黄永胜的部队行动，黄永胜的职务也有新的提升。 1936年，26岁的黄永胜已经是林彪手下的第四师的师长。红军过草地之前，红一方面军改为右路军。黄永胜任右路军第二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在哈达铺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在这八千多人中，仅黄永胜一人就率领近千人。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黄永胜率领所部参加过平型关作战，后又开赴晋察冀开辟抗日根据地，很快就在该地区站住了脚，部队也扩大了。林彪受伤出国治疗期间，黄永胜所率部队归聂荣臻指挥，黄永胜也以其战绩，成为聂荣臻手下的一员战将。他历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在对日作战中，也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艰难中不断发展的奇迹。由于黄永胜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受到了晋察冀军区和中央的重视。1945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大时，他被选定为出席七大的代表，赴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决定经略东北，黄永胜作为得力战将，被派往进入东北的大门——热辽地区，任热辽军区司令员，为我军抢占东北，立下了战功。不久，热辽军区与河北部分地区合编为冀辽热军区，黄永胜历任冀辽热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此后，黄永胜率部进入东北。

黄永胜进入东北后不久，林彪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后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再后为第四野战军)时，林彪仍任司令员。黄永胜又在他的老首长林彪手下作战了。此后，黄永胜历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四十五军军长、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在林彪手下，黄永胜参加了攻打四平的战役、三下江南战役、松辽战役、夏季攻势作战、秋季攻势作战、冬季攻势作战，后来他参加了辽沈战役，四野人关后，他又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重要战役，总之，他在解放东北，人关作战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平津战役胜利后，林彪率四野南下作战时，黄永胜随林彪作战也很得力。他率部进军华南，占领两广。当时，广西匪患严重，黄永胜又率部剿匪。他深入民众之中，了解土匪活动规律，然后运用集中打击、跟踪追击、安抚招降等许多方法，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广西土匪剿灭，消除了广西数百年不断的匪患。

建国后受到林彪的格外器重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胜一直在林彪麾下，他率部驻扎南方。林彪也把他视为手下爱将，一直加以重用，加上黄永胜也确实在军事、地方工作中有一套办法，能不断做出成绩，因此，他的职务也连连上升。建国后，他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建国后，林彪为了栽培黄永胜，有意让他担任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职务，参与地方党政工作，因此，黄永胜在华南时，历任华南分局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此外，他的军职也有提高，历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成立时，经林彪推荐，黄永胜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要知道，黄永胜所担任的这些职务，都分量极重。他所任的军职，都是实职。他任地方军政要职，也举足轻重。特别是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一职，是很显赫的，当时，许多老革命家也没有担任这样的职务。还有，他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一职，也极重要，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能担任此职的，是军中资历较深，又有很高军事才能的人，而且，黄永胜是国防委员会中年纪较轻的。

黄永胜能在建国后担任这些党政军要职，与林彪的推荐、提拔是分不开的。当时，林彪深受毛泽东信任。这原因，自然是因为林彪长期跟随毛泽东打仗，有战功，也因为林彪在建国初期为稳定南方局势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林彪在毛泽东面前，以学生自居，表现得很听话，加上他身体不好，当时还没有萌生什么野心。由于毛泽东信任林彪，对林彪手下的干部，也很赏识。林彪器重并向中央推荐的干部，毛泽东总是要用的。后来，林彪因身体不好，长期养病，也就把掌控华南地区的权力，交给了手下爱将黄永胜。经林彪推荐，中央任命黄永胜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黄永胜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黄永胜被选为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此时，黄永胜刚刚45岁，在军队高级将领里，他年纪较轻，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也是年纪较轻的。更重要的是，他掌握很重的兵权，镇守一方，又被授予上将军衔。当时的黄永胜，可谓志得意满。

“文化大革命”中代杨成武而成为总参谋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林彪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搞“ 文化大革命”，也需要林彪的支持，而林彪则在此时野心膨胀，开始培植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亲信干将都安排上重要职务。在这些亲信干将中，林彪自然把黄永胜选中。而黄永胜因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在林彪的栽培和推荐下，地位一再上升，自然对林彪感恩不尽，加上黄永胜对林彪有某种崇拜心理，就认准一个理紧跟林彪，唯林彪之命是从，为林彪效命。这样，二人自然联结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有意让黄永胜掌握军队的实权，当总参谋长。但苦于没有机会。因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杨成武担任。杨成武原本也是林彪手下的爱将之一。1965年底，林彪与江青联手，搞掉了不听他的话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后，由林彪提名，毛泽东同意，杨成武当上了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杨成武看不惯林彪、江青一伙胡作非为，对林彪的话，也不那么听了。1967年7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杨成武随行，他听到毛泽东的一些话，认为毛泽东的想法，与林彪并不一致。例如，毛泽东对朱德、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贺龙，都有很高的评价，而林彪却一心要把这些老帅打倒。返京后，杨成武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但当叶群多次追问毛泽东谈话内容时，杨成武却避而不答。“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要杨成武停发几位老帅的文件，杨成武没理这一套。当别人喊“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时，杨成武只喊“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舍掉了“永远”两个字。特别是，林彪找杨成武，让他写一份证明叶群16岁加入共产党的材料时，杨成武拒绝了。林彪觉得，杨成武这个老部下，已经与自己离心离德了，不听自己的话了，他要把杨成武搞掉。

1968年3月22日，林彪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直接出面，向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汇报”了杨成武的“问题”，他说：杨成武拉拢叶群整吴法宪，勾结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杨成武是罗瑞卿分子；杨成武搞山头主义，是宗派分子；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分裂学生，分裂北京市委等。林彪这样一说，毛泽东心中明白，林彪是要搞掉杨成武，而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毛泽东当时信任林彪，对此事不好表态，只好退席。这次会议后来做出了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理办法，决定撤销杨成武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提议，由黄永胜代替杨成武，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黄永胜取杨成武而代之，成为替林彪掌握军权的干将。

审查两位老帅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

从此以后，黄永胜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处紧跟林彪，唯林彪之命是从，林彪让他干什么，他都无条件地去执行。并且完全按林彪的意思去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彪要陷害贺龙。叶群指使人写诬告贺龙的信。康生也指使手下的人捏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材料。经过他们连续捏造并向毛泽东转送诬陷贺龙的几个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在一时搞不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对贺龙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他于 9月13日圈阅同意调查贺龙的问题。

根据林彪的提名，中央文革让黄永胜担任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贺龙专案组就归第二办公室领导，因此，黄永胜实际上是审查贺龙专案的负责人。黄永胜负责审查贺龙专案之后，按林彪的意见。不遗余力地要陷害贺龙。他觉得，自己在党的历史方面知识不够，政治手法也不如康生、江青，便把康生、江青拉来，当审查贺龙“问题”的顾问。黄永胜本人则经常

与康生，江青共同商议如何给贺龙“定罪”的问题。在商议时，黄永胜不但完全按康生、江青的意见办，而且提出许多新的“定罪”方案。1967年10月，康生、江青提出，对贺龙的审查，要搞一个设想，有计划有步骤地搞。黄永胜完全同意这个意见。11月1日，贺龙专案组制定了一个《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强调要把所谓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突破口”。接着，他们就开始了对贺龙的构陷进程。他们到处搞假证假材料，非要给贺龙定上“投敌叛变”的罪名不可。搞了一段时间，黄永胜觉得材料差不多了，便在1968年多次研究陷害贺龙的问题。

会后，黄永胜按康生的讲话精神，抓具体的落实工作。他指派贺龙专案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干部中，将贺龙“关系密切”的老部下和与贺龙有历史上工作关系的人，分别立案审查，把这些人定为“贺龙的人”，作为“贺龙专案分案人员”加以隔离审查。在黄永胜的指使下，贺龙专案组人员对这些“分案人员”进行逼供、套供，还动用刑具，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折磨。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作为“贺龙专案分案人员”，受到416次审讯，他身患重病，还被拖下病床“请罪”，于1969年6月6日被折磨致死。

在黄永胜的指挥下，贺龙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构陷，于1968年5月底，搞出了一个《贺龙专案案情综合报告》。这个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上报。报告中写道：“贺龙专案组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的案犯有18名，有关案犯5名，共23名，其中省、军以上的19名(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从黄永胜批准上报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在黄永胜的指挥下，他们陷害贺龙真是挖空心思。

1968年8月，黄永胜再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给贺龙定罪的会。他还是请来了上次那些人。会议开始时，黄永胜就让迫害狂康生发言。会前，他们先是分头看了中央文革“一办”、“二办”专案审查小组(即主要搞贺龙专案的审查小组——笔者注)送来的关于为贺龙“定案”问题的材料。会上，他们又让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就这些材料重点做了说明，然后开始讨论。由于这些材料除了捏造的，就是主观推断的，根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这些一心一意要害死贺龙的人自己也心虚。会上，他们为了弥补漏洞，自己内部也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已经很疲劳的康生，挺了挺腰，用沙哑的声音说道：“贺龙的问题很多，材料很多，要把主要的问题，能定下来的都定下来。就现在的材料，起码能证明他不能当共产党员了，中央委员也不能当了，天安门他也不能上了。”江青紧接着康生的话说：“专案组的工作有成绩，就凭现在发现的材料，贺龙就是有‘二变’(这是江青发明的词汇，意思是说贺龙历史上叛变，现在又搞兵变——笔者注)”。

贺龙的冤案，就这样被黄永胜主持的专案组定了下来。接着，按黄永胜的意见，专案小组又介绍了审讯许光达、薛明的材料，刚一汇报完，江青就高声叫道：“统统列人反革命，关起来!”对这两个人的案子，仅仅凭江青的这一句话，就定了下来。黄永胜最后下定论说按康老和江青同志的意见办。

1968年冬，黄永胜把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叫去，当面指示你要亲自写一份报告，提出收缴贺龙的自备药品，要求选派一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去为贺龙“治疗”。这位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很快就按黄永胜的授意，写出了一份报告，黄永胜全部圈阅同意，然后转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圈阅，报康生批准。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执行，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神经衰弱的37种3000多片药被全部收走。其后，在治疗中，又经常对贺龙中断或者减少必需的药物，使身患重病的贺龙失去了基本的药物保证。

1969年6月8日晨，贺龙病情进一步加重。情况报告给黄永胜后，黄永胜于6月9日上午8时，同意将贺龙送人301医院14病室“抢救”。贺龙在被送到301医院前，黄永胜指示有关人员，搞了一个背对背的会诊，规定：病人到医院后，有几个医生抢救治疗就行了，不要从各部找那么多人去。结果，病情危急的贺龙，得不到必要的抢救和治疗，于1969年6月9日下午含冤去世。

1966年12月，在江青的指使下，戚本禹叫去四川串连的红卫兵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监护”。1967年夏天，彭德怀被批斗，并遭到残酷的殴打。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把所谓“彭德怀案”交给了黄永胜领导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在黄永胜的布置下，成立了“彭德怀专案组”。受黄永胜直接指挥的这个专案组，对彭德怀搞了大量诬陷材料，给彭德怀定下了“反党分子”、“里通外国”的罪名。1970年9月，黄永胜指使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黄永胜具体指导了这个报告的写作，许多要害之处，都是按黄永胜的意见写的。这份报告的结论和处理意见部分写道“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说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报告送到黄永胜处，黄永胜看后很满意，批示道结案材料整理好后，可上报。专案组又把整理好并打印清楚的结案材料送到黄永胜处，这个材料开头处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黄永胜在征求了林彪、康生等人意见后，于当年11月3 日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有了这个材料和黄永胜的批示，造反派们对彭德怀的迫害加剧了。彭德怀的身心倍受摧残。1973年，彭德怀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1974年11月，彭德怀含冤去世。

炮制“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黄永胜紧跟林彪，林彪也不断提拔黄永胜。1968年底至1969年初，中央筹备召开九大时，林彪就极力推荐黄永胜进中央政治局。黄永胜是井冈山时间的老人，毛泽东对黄永胜的历史很清楚，就现实表现来说，黄永胜也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因此，毛泽东也同意黄永胜进政治局。黄永胜顺风顺水，在 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中央的分工，在中央政治局里，黄永胜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又兼任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又担任了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自然是抓军事工作的。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两国间的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也忙于抓战备。

黄永胜抓战备，有一条宗旨：不管国家经济力量如何，必须全面为军事服务，军事第一，一切为军事工作让路。在中央有关部门头头一起研究战备工作时，黄永胜就说过这样的话：什么计划不计划、平衡不平衡，一切为了打仗，打仗第一，打仗就不管平衡。

黄永胜抓军事工作的一个特点，是一切听林彪的，他的说法是军队要服从林彪指挥。因此，他做任何重要决定，都直接请示林彪，有的决定，甚至毛泽东都不知道。1969年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做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人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黄永胜接到林彪这个指示后，于10月18日搞出了一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没有通过毛泽东就直接向全国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一下达，

全军立即行动。但全军最高统帅毛泽东却不知道这件事。全军按这个紧急指示布置完毕后，林彪才以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他的秘书汇报之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林彪和黄永胜联手，已经做到可以不经过毛泽东就调动全军了；二是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了这一问题，对林彪、黄永胜表示了不满。

庐山会议之后抵触做检讨和反省

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林彪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目的是谋取更大的权力。黄永胜作为林彪手下的第一员“大将”，紧跟林彪，自然也、竭力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开庐山会议时，黄永胜在北京，没有参加，但他听到庐山会议情况之后，立即让他的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书面发言，表示支持林彪的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主张。黄永胜本以为，只要紧跟林彪，就没错，自己也会飞黄腾达。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次失算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发现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反击。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也批了天才论。会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在批林彪。毛泽东还要求林彪手下包括黄永胜在内的“大将”们写检查。

林彪及其手下的人慌了。吴法宪、叶群不得不于1970年10月写出检查交给毛泽东。但黄永胜却硬撑着，迟迟不写检查。直到1971年3月，才与邱会作、李作鹏分别写了一个检查。毛泽东看了黄永胜等的检查书后，于3月24日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我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可见，毛泽东还是采取争取：团结黄永胜等人的态度的。黄永胜在1971年4月又写了一个自我批评材料，与此同时，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写了自我批评材料，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71年4月11日写下批语恩来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

从毛泽东这个批示的口气来看，他是想把黄永胜等人的事情交给政治局处理，了结此事。但黄永胜明里向毛泽东检讨，暗中却抵制毛泽东的批评。1971年1月，在黄永胜操纵下的宰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伯达，不批林彪的天才论，黄永胜本人也根本不检查，毛泽东发现了这一问题，于1971年2月19日在一个材料上写道。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的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黄永胜见毛泽东发现并指出了他的阴谋，便赶紧弥补，他后来组织军委办事组搞了一些活动，假装批陈。

随后，在黄永胜的主持下，军委办事组于1971年2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汇报了2月22日晚军委办事组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直属院校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情况。报告说：从1月9日开始的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结果造成被动，一错再错。这几个同志在这次传达会上，对自己过去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有迷信，上了他的当，受了骗，引用了他搞的语录等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

毛泽东于3月1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上船容易下船难

但是，黄永胜明里说已经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了，实际上一直在搞封锁。他们认为，毛泽东抓一抓，也就放下了。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始终注意这个问题，而林彪本人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讲，中央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表示不讲话，也不参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不久，毛泽东得知黄永胜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两个月里一直要总参谋部封锁庐山会议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的问题。毛泽东认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决定南下了解林彪一伙的动向。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泽东巡视南方，先后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谈话，讲庐山会议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提到黄永胜。一次在同刘兴元、丁盛等谈话时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针对有人担心黄永胜兵权太重，会指挥解放军造反的担心，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

毛泽东的谈话，一方面是对林彪的揭露，另一方面也是对黄永胜敲了警钟。但是，黄永胜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1971年9月8日，林彪向林立果、周宇驰下达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指令，但由于毛泽东的警觉，林立果的暗杀计划破产，毛泽东于9月12日安全抵达北京丰台。林彪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情况后，又密谋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南方是黄永胜长期工作的地方，特别是林彪回北京养病之后，南方的军队基本上交给了黄永胜，南方数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中，黄永胜的老部下相当多。林彪正是出于对黄永胜的信任，他要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就首先想到的是依靠黄永胜。对此，黄永胜是积极配合的。9月12日，在北戴河的林彪(经叶群、林立果)与在北京的黄永胜通话几十次，密谋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按林立果的想法，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拟定的南逃名单中，黄永胜是第一名，接下来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还安排好了接黄永胜等人南下的飞机。后来，由于周恩来追查林彪调到山海关的“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林彪等自觉南下广州计划难以实现，便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就在林彪出逃的当晚，中央即对黄永胜等人进行了监视。不久，林彪死党于新野等乘直升飞机外逃被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了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中央把这些罪证给黄永胜看时，他惊呆了。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了如何处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毛泽东表示“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1971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看黄永胜等人十天，并未处理黄永胜等人。但是，黄永胜等人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毛泽东等到十天后，把汪东兴叫去问：黄永胜他们怎么样了，你去问一问总理。汪东兴问周恩来时，周恩来没有回答，而是与汪东兴一起去毛泽东处汇报，告诉毛泽东：黄永胜他们现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恩来表示，由他处理此事。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此时，黄永胜实际上已经被隔离审查，关了起来。

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黄永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黄永胜为林彪集团的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黄永胜被判刑后，中央有一个精神，对黄永胜这样历史上有战功的人，在生活待遇上是从优的，因此，黄永胜在狱中的待遇是很好的。但是，黄永胜心中一直不服气，有抵触情绪。由于心中苦闷，他的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不久就重病缠身。到1983年，他病得已经相当重了。中央对黄永胜的病情十分重视，派了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物。无奈，黄永胜病得太重了，高明的医生和上好的药物，也挽救不了他了。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