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集团五干将浮沉录之黄永胜（三）

“文化大革命”中代杨成武而成为总参谋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林彪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搞“ 文化大革命”，也需要林彪的支持，而林彪则在此时野心膨胀，开始培植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亲信干将都安排上重要职务。在这些亲信干将中，林彪自然把黄永胜选中。而黄永胜因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在林彪的栽培和推荐下，地位一再上升，自然对林彪感恩不尽，加上黄永胜对林彪有某种崇拜心理，就认准一个理紧跟林彪，唯林彪之命是从，为林彪效命。这样，二人自然联结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有意让黄永胜掌握军队的实权，当总参谋长。但苦于没有机会。因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杨成武担任。杨成武原本也是林彪手下的爱将之一。1965年底，林彪与江青联手，搞掉了不听他的话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后，由林彪提名，毛泽东同意，杨成武当上了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杨成武看不惯林彪、江青一伙胡作非为，对林彪的话，也不那么听了。1967年7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杨成武随行，他听到毛泽东的一些话，认为毛泽东的想法，与林彪并不一致。例如，毛泽东对朱德、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贺龙，都有很高的评价，而林彪却一心要把这些老帅打倒。返京后，杨成武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但当叶群多次追问毛泽东谈话内容时，杨成武却避而不答。“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要杨成武停发几位老帅的文件，杨成武没理这一套。当别人喊“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时，杨成武只喊“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舍掉了“永远”两个字。特别是，林彪找杨成武，让他写一份证明叶群16岁加入共产党的材料时，杨成武拒绝了。林彪觉得，杨成武这个老部下，已经与自己离心离德了，不听自己的话了，他要把杨成武搞掉。

1968年3月22日，林彪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直接出面，向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汇报”了杨成武的“问题”，他说：杨成武拉拢叶群整吴法宪，勾结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杨成武是罗瑞卿分子；杨成武搞山头主义，是宗派分子；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分裂学生，分裂北京市委等。林彪这样一说，毛泽东心中明白，林彪是要搞掉杨成武，而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毛泽东当时信任林彪，对此事不好表态，只好退席。这次会议后来做出了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理办法，决定撤销杨成武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提议，由黄永胜代替杨成武，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黄永胜取杨成武而代之，成为替林彪掌握军权的干将。

审查两位老帅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

从此以后，黄永胜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处紧跟林彪，唯林彪之命是从，林彪让他干什么，他都无条件地去执行。并且完全按林彪的意思去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彪要陷害贺龙。叶群指使人写诬告贺龙的信。康生也指使手下的人捏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材料。经过他们连续捏造并向毛泽东转送诬陷贺龙的几个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在一时搞不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对贺龙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他于 9月13日圈阅同意调查贺龙的问题。

根据林彪的提名，中央文革让黄永胜担任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贺龙专案组就归第二办公室领导，因此，黄永胜实际上是审查贺龙专案的负责人。黄永胜负责审查贺龙专案之后，按林彪的意见。不遗余力地要陷害贺龙。他觉得，自己在党的历史方面知识不够，政治手法也不如康生、江青，便把康生、江青拉来，当审查贺龙“问题”的顾问。黄永胜本人则经常

与康生，江青共同商议如何给贺龙“定罪”的问题。在商议时，黄永胜不但完全按康生、江青的意见办，而且提出许多新的“定罪”方案。1967年10月，康生、江青提出，对贺龙的审查，要搞一个设想，有计划有步骤地搞。黄永胜完全同意这个意见。11月1日，贺龙专案组制定了一个《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强调要把所谓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突破口”。接着，他们就开始了对贺龙的构陷进程。他们到处搞假证假材料，非要给贺龙定上“投敌叛变”的罪名不可。搞了一段时间，黄永胜觉得材料差不多了，便在1968年多次研究陷害贺龙的问题。

会后，黄永胜按康生的讲话精神，抓具体的落实工作。他指派贺龙专案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干部中，将贺龙“关系密切”的老部下和与贺龙有历史上工作关系的人，分别立案审查，把这些人定为“贺龙的人”，作为“贺龙专案分案人员”加以隔离审查。在黄永胜的指使下，贺龙专案组人员对这些“分案人员”进行逼供、套供，还动用刑具，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折磨。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作为“贺龙专案分案人员”，受到416次审讯，他身患重病，还被拖下病床“请罪”，于1969年6月6日被折磨致死。

在黄永胜的指挥下，贺龙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构陷，于1968年5月底，搞出了一个《贺龙专案案情综合报告》。这个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上报。报告中写道：“贺龙专案组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的案犯有18名，有关案犯5名，共23名，其中省、军以上的19名(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从黄永胜批准上报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在黄永胜的指挥下，他们陷害贺龙真是挖空心思。

1968年8月，黄永胜再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给贺龙定罪的会。他还是请来了上次那些人。会议开始时，黄永胜就让迫害狂康生发言。会前，他们先是分头看了中央文革“一办”、“二办”专案审查小组(即主要搞贺龙专案的审查小组——笔者注)送来的关于为贺龙“定案”问题的材料。会上，他们又让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就这些材料重点做了说明，然后开始讨论。由于这些材料除了捏造的，就是主观推断的，根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这些一心一意要害死贺龙的人自己也心虚。会上，他们为了弥补漏洞，自己内部也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已经很疲劳的康生，挺了挺腰，用沙哑的声音说道：“贺龙的问题很多，材料很多，要把主要的问题，能定下来的都定下来。就现在的材料，起码能证明他不能当共产党员了，中央委员也不能当了，天安门他也不能上了。”江青紧接着康生的话说：“专案组的工作有成绩，就凭现在发现的材料，贺龙就是有‘二变’(这是江青发明的词汇，意思是说贺龙历史上叛变，现在又搞兵变——笔者注)”。

贺龙的冤案，就这样被黄永胜主持的专案组定了下来。接着，按黄永胜的意见，专案小组又介绍了审讯许光达、薛明的材料，刚一汇报完，江青就高声叫道：“统统列人反革命，关起来!”对这两个人的案子，仅仅凭江青的这一句话，就定了下来。黄永胜最后下定论说按康老和江青同志的意见办。

1968年冬，黄永胜把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叫去，当面指示你要亲自写一份报告，提出收缴贺龙的自备药品，要求选派一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去为贺龙“治疗”。这位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很快就按黄永胜的授意，写出了一份报告，黄永胜全部圈阅同意，然后转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圈阅，报康生批准。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执行，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神经衰弱的37种3000多片药被全部收走。其后，在治疗中，又经常对贺龙中断或者减少必需的药物，使身患重病的贺龙失去了基本的药物保证。

1969年6月8日晨，贺龙病情进一步加重。情况报告给黄永胜后，黄永胜于6月9日上午8时，同意将贺龙送人301医院14病室“抢救”。贺龙在被送到301医院前，黄永胜指示有关人员，搞了一个背对背的会诊，规定：病人到医院后，有几个医生抢救治疗就行了，不要从各部找那么多人去。结果，病情危急的贺龙，得不到必要的抢救和治疗，于1969年6月9日下午含冤去世。

1966年12月，在江青的指使下，戚本禹叫去四川串连的红卫兵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监护”。1967年夏天，彭德怀被批斗，并遭到残酷的殴打。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把所谓“彭德怀案”交给了黄永胜领导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在黄永胜的布置下，成立了“彭德怀专案组”。受黄永胜直接指挥的这个专案组，对彭德怀搞了大量诬陷材料，给彭德怀定下了“反党分子”、“里通外国”的罪名。1970年9月，黄永胜指使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黄永胜具体指导了这个报告的写作，许多要害之处，都是按黄永胜的意见写的。这份报告的结论和处理意见部分写道“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说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报告送到黄永胜处，黄永胜看后很满意，批示道结案材料整理好后，可上报。专案组又把整理好并打印清楚的结案材料送到黄永胜处，这个材料开头处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黄永胜在征求了林彪、康生等人意见后，于当年11月3 日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有了这个材料和黄永胜的批示，造反派们对彭德怀的迫害加剧了。彭德怀的身心倍受摧残。1973年，彭德怀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1974年11月，彭德怀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