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去找王倬如,徐冰乘坐的汽车,从不停在王倬如家的门口。他下车后,汽车总是马上开走。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又回到王倬如家不远的地方等候徐冰。
重庆。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伟大日子。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我们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奇迹。
一时间,人们忘记了痛苦和忧伤,充满了欢乐和希望。山城沸腾了,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一片沸腾,狂欢的人们把衣服扯下来当火把烧,尽情欢呼雀跃。
经历了那么漫长持久的、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谁能不尽情享受那胜利的欢愉呢!
但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笑个痛快,蒋介石就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再一次把中国人民打入苦难的深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正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迫于当时的形势,也是为了欺骗人民、玩弄阴谋,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善良的中国人民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一重大事件。他们翘首等待着毛主席的决定,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毛泽东主席接受了邀请,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山城重庆。人们聚集在街头,欢呼毛主席的到来。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43天,以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胜利而载入不朽的史册。
随着日本投降和国共和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政府将“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将迁往南京。
此时,党组织决定派王倬如、梁蔼然去北平继续为党做情报和统战工作,并责成他们草拟到北平后的工作计划。
王倬如曾多年担任冯玉祥将军的机要秘书,而梁蔼然则长期跟随鹿钟麟将军,也是机要秘书。抗战时期,在冯玉祥、鹿钟麟将军的掩护下,他们在重庆为我党做了大量秘密情报和统战工作。当时,他们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王梓木和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
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和不断强化统治的高压下,冯玉祥将军深感国内无法再继续待下去了。于是,他计划出国远行,以考察水利为名到美国,在那里开展新的斗争。鹿钟麟将军也准备回到北方定居。 根据当时的条件和旧有的社会关系,王倬如、梁蔼然制订了三点计划:
(一)利用西北军在北平的势力作为自己从事秘密工作的掩护。孙连仲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日本投降后,担任了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当时在北平、天津、保定一带是握有一定实权的人物。可以利用冯玉祥、鹿仲麟和孙连仲的旧关系,设法在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谋得适当的职务或名义。
(二)在北平创办一个印刷厂作为据点。1938年,王倬如在汉口为了宣传抗战,曾为冯玉祥将军创办过“三户图书印刷厂”,印行过冯玉祥的著作和《新华日报》社论集等。武汉失守前,冯玉祥又派王倬如常驻桂林以便和广西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并把“三户图书印刷厂”迁往桂林。“三户”在桂林期间,仍印行冯玉祥将军的著作,以及《救亡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桂林版)。由于王倬如有创办印刷厂的经历和与特务斗争的经验,因此,可以在北平创办一个印刷厂,作为秘密工作的据点和掩护。他们给印刷厂命名为“长城印刷厂”。
(三)关于建厂资金的筹备。梁蔼然、王倬如拟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有选择地向有关人士征募资金。估计冯玉祥、鹿钟麟、张知行(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张景华(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勒易初(解放后任小汤山疗养院医务主任)和平时靠拢我党的进步人士如黄柏馨、周显亭等,都可以提供一些资金。当时在冯玉祥、鹿钟麟身边工作的地下党员周正、金允良、王之(即王冶秋)、丁行(又名丁行之)及梁蔼然、王倬如等都可以提供多少不等的资金,故不需要党组织出钱。
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了他们的这个计划。很快,他们在重庆就为建厂征募到250多两黄金。上级决定梁蔼然暂留重庆工作,王倬如把经手的情报工作全部交给梁蔼然,尽早去北平进行各种准备。
临行前,王倬如又一次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浓雾弥漫的山城,熟悉的红岩村办事处楼房。在一间简朴整洁的办公室里,一双炯炯有神、明亮而又慈祥的眼睛,正深情地注视着王倬如。
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微笑着说:“倬如同志,你到北平后,要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和党取得联系。你先把工厂办起来,有了个立脚点,党组织会主动找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