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畏惧——罗斯福重塑美国的百日新政》（二）

第一章 行动，立刻就行动！

1933年3月4日清晨，弗朗西丝•珀金斯身着一件黑色大衣，头戴她标志性的三角帽，大步走过维拉德饭店华丽的大厅。在美国历史上，维拉德饭店以古老而庄严著称。

1861年，亚伯拉罕•林肯从维拉德饭店的侧门进入酒店，恰恰比反联邦同谋者早了一步。据说正是反联邦同谋者们一手策划了林肯刺杀案，就在林肯就职典礼的前夜，他们就住在维拉德饭店最好的套房里。还是这一年的晚些时候，茱莉亚•沃德•豪尔在检阅了联邦军队后回到维拉德饭店后，写下了《共和国战歌》。

1933年3月，美国正面临着一场堪比1861年林肯刺杀案的可怕危机。珀金斯正在前往一场就职典礼的路上，这场就职典礼意义之重大不下当年林肯的就职。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内阁成员，及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为对付大萧条而成立的新政府的长官之一，弗朗西丝•珀金斯正逐渐走上美国历史舞台。但是，首先她得拦辆出租车，可这会儿却一辆出租车都没有。

为了这个时刻，珀金斯奋斗了一生。年轻时，为了逃避父亲传统的英格兰式家庭教育，不愿接受父亲为她设定的人生，珀金斯离开了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家，到了芝加哥，加入到珍•亚当斯帮助芝加哥移民的活动中，成为赫尔大厦的一员。之后，珀金斯在费城逗留了一段时间，为一个新成立不久的穷人救助组织工作，该组织的另一任务是拯救那些即将被骗去卖淫的年轻姑娘。然后她去了纽约，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开始在纽约被称为“地狱厨房 ”的区域街道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后来她担任了纽约州的工业专员，成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工人利益捍卫者。

珀金斯是美国主要的产业改革家之一，也是无德工厂主的灾星。初次见到珀金斯的人都会颇感惊讶。“虽然珀金斯小姐曾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但她完全不像在睦邻中心工作的人，也不是那种典型的为劳工代言的女战士。”埃德蒙德•威尔逊这样评论道，“她是一位非常具有魅力的波斯顿女性，衣着优雅而得体。”乔治•克里尔是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他曾经认为珀金斯是一个“激烈”的人，但接触后才发现她的“激烈”完全被她那温和的性格、优秀的判断力和幽默感掩饰了。即使“在她投入改革运动后，她也从未对任何人开骂”，克里尔写道，“与一个同性恋者（指罗斯福夫人）朝着目标前进，放下了她那曾击败无数对手的亲切性格。”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低估了珀金斯。一名曾跟踪报道过这个“矮小而坚定的女人”的记者总结说，那些未曾近距离接触过珀金斯的人们，没有发现“她那巧妙应答的机智，对无聊批评的不屑以及对工作的充分准备”。

前一天的下午，珀金斯从纽约乘火车来到这里。当火车到达联合车站后，气氛骚动起来，场面嘈杂而混乱，珀金斯稍后会回想当时的情景。车站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乡镇居民，他们都是冲罗斯福的就职典礼来的。这个时刻对民主党人士来说，已经等得太久了，上次民主党成员当选总统，已经是 16年前的事儿了。全国上下都急切地盼望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上台。联合车站的骚乱影射了一场范围更大的混乱。

当时美国正处于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之中。从1929年10月开始，股价陡降80%，制造业陷于停顿，汽车业生产量只有原来的20%，钢铁产业只有原来的12%。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人们纷纷四处找工作。一条招募750人到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挖沟渠的广告（报酬仅为每小时 20美分），却吸引了1200多名应聘者。纽约城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失业的人们摆着临时摊卖苹果。

经济危机爆发前，纽约市几乎看不到擦皮鞋的小男孩，但现在却有数以千计的擦鞋童。一名记者在市中心的大楼上跳楼自杀。即使许多有工作的人，也由于工作时间锐减，薪水微薄，只够勉强维持生活。在费城，只有40%的工人为全职。人们被迫为那些血汗工厂工作。一篇《纽约世界电讯》报道说，许多女孩在布鲁克林的一家裤子厂工作，报酬是每小时6美分；还报道说，有个工人在支付完电车费和孩子看护费后，每周拿回家的薪水只有10美分。“医院里挤满了为挣到微薄的薪水而劳累过度病倒的人，”《时代》杂志报道说，美国从未面临过如此令人绝望的局面。

“恐慌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当时即将上任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回忆道。“数百万人填不饱肚子……衣衫褴褛，犹如丧家之犬。 ”随处皆能听到严酷的玩笑话，例如，当有人在酒店登记入住时，前台会问“是要住还是要跳楼？”城市里，许多家庭都被迫与其他一家甚至多家同住在一套狭小的公寓里。“有一天我发现，一个十口之家刚刚搬进了一套三室的公寓，而这套公寓里面已经住了另外一家五口。”费城的救济工作人员多罗茜•卡恩报道说，“并且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更糟糕的是“胡佛村”的出现，人们纷纷在公园和桥下用木板、沥青纸或纸板搭建起简陋的住处。有的人睡在生锈的废弃汽车里，有的家庭成员多的，就睡在装钢琴的旧板条箱里。

施粥所每天会分发无数份食物给数百万挨饿的人们，但仍然僧多粥少，供不应求。“你简直不敢相信他们靠什么生存下去，”《大西洋月刊》报道了俄亥俄州扬斯敦一个家庭，这家负责养家活口的人失业了，“母亲将一点面粉与水混合搅拌，用煎锅把它烤熟。这就是他们的一日三餐。”男人们抛妻弃子，女人们回到自己的娘家，将孩子丢给孤儿院。胡佛政权一直强调没有人在挨饿，但他们只不过是存心对事实视而不见。“医院里随时都有营养不良的病人、死去的婴儿，在公园饿死倒下的人，冬季在废弃的仓库被冻死的失业者，”《新共和》的编辑马太•约瑟夫回忆道。纽约市卫生与教育局的报告显示，纽约城有超过 20%的学童营养不良，而“直接原因可归咎于父母失业”。

在美国乡村，情况也相差无几。农业收入从1929年的67亿美元骤降到1932年的23亿美元。农作物价格过低，农民根本连成本都无法收回。许多农民都放弃了耕种，农场工人和佃农也在逐渐放弃土地。一无所有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或去西部寻找工作机会。阿拉巴马州议员乔治•哈德斯通悲叹地说，他的许多选民，尤其是佃农，“几乎没有食物和衣服，一无所有，他们要靠什么生活啊？”在美国最富有的州之一爱荷华州，七分之一的土地已沦为抵押品。“我法律生涯中最令人丧气的事情发生了，”一位爱荷华州的乡村律师宣称，“从破产法庭走出来的已婚中年男人，几匹马，马饰，一辆马车和几支股票，就是我25年工作所得的全部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