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的12个疑难问题（五）

五、遵义会议是不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长期以来，为了突出遵义会议的意义，都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关于遵义会议的档案在20世纪80年代公布以后，很多人看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会后确定的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他也不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在军事上仍然由周恩来负责，后来新成立的“三人团”也是以周恩来为团长，于是加上“实际上”或“事实上”三个字，说遵义会议“实际上”或“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这实际上是后退了一步。后来很多学者还指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因此，在我２００１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1卷中，改成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

后来，有的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何方：《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见张培森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４集，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４１页。 2006年，我部刘晶芳教授在《对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再认识》一文中，还列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张闻天领导地位的肯定。例如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③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页。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中，又讲到五朝领袖，说第四代是张闻天。周恩来在1967年7月12日的谈话中也谈到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③周恩来还在1972年7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杨继武：《张闻天与扎西会议》，见张培森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４集，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０３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９页。1979年8 月25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对张闻天所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６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明确地写着：“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８８页。根据上述史料，刘晶芳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闻天从遵义会议开始当上党的总书记是公认的，党史上确有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

既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悼词中都承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是党的总书记，我们为什么还要加以否认呢？虽然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的集体领导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既然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后党内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就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现在有的权威党史著作仍然这样说，并在列出遵义会议后新成立的“三人团”的名字时，仍然把毛泽东排在周恩来的前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就拿军事领导职务来说，直到１９３５年８月周恩来病重，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掌管了党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形成“毛主周辅”的军事领导体制。而在党内，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那更是以后的事。因此，不能再继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原来很多人那样说，实际上是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现在已经到了２１世纪，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叙述这段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