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斩杀清廷开明派大臣端方是个遗憾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9年第9期 　作者：黄波

从王国维的一首悼亡诗说起

1912年,时为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曰:“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于一年前被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傒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 ”),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仕途之余唯嗜收藏书画古董。发动兵变、乱刀砍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的时候,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 ”,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分极浓,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悼念一个满人?

其实,他与端方的关系远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型了。王国维居然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未免太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洲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好例。

历史是不是这样?可还有一些异代人们意想不到的幽微之处?

才子、开明派、渐进改革者端方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直隶(今河北丰润县)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1882年,二十一岁时中举,进入仕途。端方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但最终化险为夷。据说端方的脱险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对慈禧也非常尊重。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端方的一个显著特色。

端方成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则在庚子年中。这一年,在八国联军的进迫下,慈禧挟光绪从北京、山西一路跑到西安,而这时的端方正好代理陕西巡抚。关于端方的突然发迹,护驾入陕西,后被擢升为西安知府的川人胡延有《长安宫词》一百首,其中第七十九首和胡的自注有清楚的记载。诗是这样写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原注中则写道:“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懔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乂安,圣驾得以安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从诗中可以看出,在义和团声势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时候,端方即“保护教堂最力”,从而保证了陕西全境的镇静,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处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同时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谨守条约,保教安民”,这只是端方作为晚清重臣中开明派的一个方面,其对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则在发展文化教育和力主宪政上。端方历任湖北、湖南、江苏、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等地的方面大员,在其任上,兴学育才始终是其重中之重,不论是推进留学事业,还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体系,都堪称全国的模范。可惜,我们对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记的近代人物,向来只习惯于记住几条斩钉截铁的“判断”,而忽视去搜寻原始的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直到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海林教授的大作《端方与清末新政》,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张海林在书中列出了“端方在新政活动中的诸多‘第一’”,不妨引录几条以见端方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绩: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创立湖北幼稚园,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1902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图书馆,此为湖北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1905年,在湖南巡抚任上开办湖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派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女留学生二十人赴日本学习,举办湖南历史上首次体育运动会;1907年,在两江总督任上,饬令南京各学堂举行运动会,此为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全城学生运动会,又创办江苏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1908年,创办两江最早的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

端方本人博学能文,当时就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称。加上他重视文化教育,礼贤下士,故许多名流均乐为其所用,要么被延揽为幕下士,要么被他推举到实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缪荃荪、李审言、况周颐、罗振玉,都是一时之选。《清史稿》中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阮元,是并不夸张的。

端方在倡导宪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当时中外舆论普遍关注的大事,后来却被妖魔化了。五大臣之出洋考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其实从端方考察归来所著的两本书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端方归国后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很多论述均为开先河者。比如他分析臣民权利和义务,对“义务”,仅用了一百多字论述,而在“臣民之权利自由”中,则以两千多字的篇幅浓墨铺陈,“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 ”、“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项列举无一遗漏,又痛论曰:“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这在总是强调人民对政府负无尽义务的传统社会,真如电光石火。正如张海林教授所说:“如此系统地把欧美宪法中权利自由的条文译介过来,且公开出版,并上奏最高当局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可惜过去治中国宪政史的学人完全忽略了端方和《欧美政治要义》的存在,把赞赏、译介、阐释、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的功绩全部挂在了所谓‘弃传统而不顾’的激进留学生或革命家身上。”

端方是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他同时又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理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 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充分显示了其渐进改革者的特色。今天回顾近代史,应该承认,实施宪政的确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一个为时不短的准备过程,而渐进改革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径。

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主要取资于海外出版的端方文集和奏稿,不知何故,近代野史笔记中关于端方的材料均未采用。近人笔记中有一些对端方不利的说法,主要是称其“好货”。这一说法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否则端方也玩不起古董。不过晚清官场贿赂公行,端方作为一个有特殊嗜好的封疆大吏,未能洁身自好并不意外,也不应影响到对其作为政治家大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