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新中国60年来第一人（四）

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创办人

霍英东 “白天鹅”落户羊城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1979年7月，在国务院和相关旅游部门的支持下，由霍英东参与投资的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宣布动工。

多年以后，霍英东向媒体回忆起“白天鹅”起步时的压力：“我投了5000万港元，彭国珍(同为港商)投了1250万港元，省旅游局投了400万人民币。协议中银行贷款一项，是1981年白天鹅宾馆(当时叫白鹅潭宾馆)向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贷了3631万美元。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作为合作方和我签《合作经营协议书》，这样就是说：万一经营不善，还不了贷，银行要追的是我霍英东，如果你霍英东还不了钱，你丑不丑？因此，‘白天鹅’不能失败！”

1983年春天，白天鹅宾馆开业。当时，没有消费能力的百姓很难进入豪华酒店。霍英东却提出向所有市民免费开放。开放当天，人如潮水般拥进，参观的群众连用带拿，一天就用了400卷厕纸，连马桶盖都被偷了。尽管如此，霍英东只是淡然地说：“(厕纸)用完再买吧。”坚持有“人气”才能有“财气”。

截至2002年底，白天鹅宾馆共实现营业收入53亿元，上缴各项税金5亿元，利润总额达到5亿元。200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第二期合约期满，资产收归广东省政府所有。国有化后的“白天鹅”，依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酒店行业名列前茅。回望这段历史，恰恰映衬了霍英东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有烟火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奇迹，白天鹅宾馆一定能成为中国人创造的一个奇迹。”

第一批民航飞行员

张瑞霭 不识英文仪表 全凭死记硬背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李悦

出生在山东农村的张瑞霭从小没见过飞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25岁那年自己竟然有机会与飞机结下不解之缘。

1950年，我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决定从全军干部中挑选100个人学习飞行，当时在地方部队服役的张瑞霭被选中送到哈尔滨第一航校学习驾驶飞机。他因此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

经过两年半的学习，张瑞霭先后通过了初级、中级、高级三种飞机的飞行训练和理论考试，顺利毕业。

1953年9月，军委民航局向空军司令部呈请批准组建新中国民航第一个飞行大队。当时在西南空军某团任副团长的张瑞霭奉命负责这项工作，并被任命为飞行大队第一任大队长。

当时，这支大队主要由国民党“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人员组成。一开始，从“两航起义”来的飞行员与从空军抽调来的飞行员因历史背景、文化程度的差异而互相看不惯。“两航起义”人员受的是美国式教育，他们西装革履，互相之间说英语；从空军来的飞行员则一律穿军装，文化水平低，但他们能吃苦，爱学习。

张瑞霭一直想方设法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互相取长补短。虽然他身为大队长，但他承认自己在飞行技术上和“两航起义”的同志仍有差距。于是他主动要求作副驾驶，虚心求教。在他的带领和协调下，大家的关系慢慢融洽。

当年，飞行大队的飞机多是中小型飞机，没有密闭座舱，飞行高度受到很大的限制。机场的通信导航设备也不够先进，没有雷达，山区航线不能低飞，空中和地面联系不上是常事。从“两航起义”带过来的飞机又全是美国制造，各种仪表和数据全是英文，不懂英文的张瑞霭和他的战友只得靠死记硬背。“我们新中国第一支飞行大队可以说完全是勇气加技术造就的。”张瑞霭感叹地说。

组建了飞行大队之后，1954年，张瑞霭又被任命为周恩来总理专机的机长，一当就是20年。1965年，周总理乘坐中国民航自己的飞机出访非洲，结束了中国领导人远程出访租用外国飞机的历史，领队机长正是张瑞霭。

“我看着民航从无到有，成长壮大起来。”虽然早在19年前离休，但张瑞霭对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仍很关心。他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中国能成为真正的飞行大国，希望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能一代更比一代强。”

新中国第一张官方地图编绘人

陈潮 5年绘成“国家名片”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黄滢

“地图是国家的名片，国家什么样是通过地图反映出来的。”今年80岁的陈潮是中国地图出版社的顾问，他一生从事地图编辑工作，亲手绘制了新中国第一张官方权威地图。

在中国地图出版社的会客室里，陈潮向记者讲述了这张地图的面世过程：

刚解放的时候，新中国没有专门的地图出版机构，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地图都是私人绘制的。陈老告诉记者：“私人出版地图往往是三五成群，在极短的时间内赶制出来的，尽管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但地图很重要，是政治性读物，牵扯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不能随便出。”

1949年，国家决定成立解放日报舆图部(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前身)，新中国国营地图编绘机构由此诞生。舆图部只有两名员工，一个是当时地图绘制方面的专家曾世英老先生，另一个就是陈潮。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陈潮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得干，即是接线员、收发员，又是秘书和财务，同时还要查资料、做图。后来，我们充实了人手，各岗位人员都配齐之后，我才有时间专心绘图。”因为是国家出版地图，所以陈潮不敢有半点马虎。谈起第一张地图的编绘，陈潮介绍说，这次编绘用到的所有数据都是在实测的基础上，按比例缩制的，而行政区划和文字设计则是根据国家内务部提供的权威资料核定的。

为了做好正式清绘之前的数据核准工作，在草编之后，陈潮几乎给所有的省区都发了验证函，请他们对地图的一点一线逐一审核，有些连地方政府都拿不准的地方，他还多次实地勘察。

草稿通过审查之后，陈潮和同事们正式开始了地图的清绘工作。那时候地图的编制是纯手工作业，图上的一点一线一字全靠手绘手写，工作量非常大。经过紧张的连续工作，1954年，新中国官方绘制的第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挂图”终于问世。

这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挂图”为新中国的地图出版工作统一了模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名片”，以后出版的地图全都以这张图为准。半个世纪以来，全国出版大小各式地图无数，但无一不是以这第一张图为蓝本绘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