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很会打官司:如何对付拖欠版税的出版社

本文摘自《世纪》  杂志

鲁迅一生打过两次官司，前一次为政治、行政问题，后一次为经济问题，两次都是原告，后来都取得了胜利。道理在鲁迅一边，同时他也很会打官司。

一场因女师大学潮而引起的官司

前一次在1925年8月，鲁迅状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事由是本月早些时候章总长非法免去了自己在教育部的职务。

事情的起因须从女师大学潮说起。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到当年3月，因为杨校长不准学生参加悼念孙中山的活动，此后学潮便明显地带上了政治斗争的性质：杨荫榆公开站在北洋军阀一边，攻击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镇压学生运动；而女师大学生也逐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扬言要“整顿学风”的教育部当局以至整个北洋军阀政府。鲁迅长期在女师大兼课，他公开就女师大学潮发表意见始于1925年5月，很快被《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看成是“暗中鼓动”学潮的罪魁祸首；稍后教育部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原址另建女子大学，并派出军警，雇佣流氓、女丐多次开进女师大殴打学生，最后将她们押出学校；鲁迅则与一批进步教授发表宣言支持学生，他本人一再仗义执言，两次代学生草拟呈文进行合法的斗争，又先后写下了《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等攻战文章，在《语丝》等处发表，为学生运动之声援。他又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为保护学生、恢复上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5年8月12日恼羞成怒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具文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一职。其呈文云：“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第二天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8月14日免职令发表。

鲁迅确实是违抗了教育部章士钊总长的命令，甚至也对抗了以段祺瑞名义发布的《整顿学风令》。鲁迅说：“这次章士钊的举动，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昨天已经在平政院投了诉状了。”（1925年8月23 日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3～454页）

就法律方面而言，段、章的做法不合程序，所以是非法的；章士钊的呈文里又有明显的漏洞，也给鲁迅抓了个正着。

根据当时的有关法律法规如《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像鲁迅所任的佥事一职，属于“荐任官”（在官阶中列为第三至五等），如果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章士钊自然明白这样的程序，但他太急于打击鲁迅了，想于事后再补办这一手续，而这实际上已经构成违法。鲁迅抓住这一点猛攻过去，于8月22日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了诉状，略云：

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转引自《平政院裁决书》（1926年3月23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按照当时行政诉讼的程序，平政院受理诉讼后将原告诉状副本咨送被告官署，限令被告答辩；复将被告答辩书副本发交原告，令原告、被告以书状进行第二轮答辩，然后加以裁决。当时章士钊在答辩书强调周树人违抗教育部关于停办女师大的部令，“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有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违反了《官吏服务令》；至于程序问题，答辩书称“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及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府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云云（转引自《平政院裁决书》，《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并据鲁迅所藏答辩书副本及《从胡须到牙齿》的引文略有校补，详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250页）。这样的答辩是无力的。如果部令是正确的，怎么会“群相效尤”，又怎么会“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而且这里回避了原告起诉书中关于被告违反《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的指控，已经处于下风。

鲁迅在10月16日根据程序提出了一份互辩书，共六条，草稿今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在他的《从胡须到牙齿》一文中曾引用过其中的第四条，猛攻章士钊倒填日期的软肋：

查校务维持委员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况他人公举树人何能为树人之罪？

对此章总长毫无还手之力。鲁迅在互辩书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道理，他说自己固然是教育部的官员，同时又是女师大的教师，“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在教育部，自己是社会教育司的科长，同女师大毫无关系，所以对于章总长停办女师大的命令是否合宜从不过问，而且一向不出位去陈述职守以外的意见；而作为女师大的教师，则维持校务乃属题中应有之义。他的意思是说教育部管不着。这与他先前1923年在回答记者关于教育部拍卖问题之真相的谈话中所说的官员不可能是革命家的意见完全一致，那时他对记者说：

真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为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教育部拍卖房屋图书的话，大概也只有我国才能听到。（《教育部拍卖问题之真相》，《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404页）

所以现在鲁迅强调自己是以学校教师的身份在维持学校，言外大有革命之意。鲁迅从来并不完全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虽然他也不排除在必要时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1926年1月16日，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以此案乃前任章总长办理为由取消了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派鲁迅暂署佥事，在秘书处办事。1月18 日鲁迅重新到部上班。稍后平政院于2月23日开会作出裁决，判定鲁迅诉胜，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第二天在平政担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的寿洙邻先生（1873～1961）私下通知鲁迅：“案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需两星期也。”小寿先生是鲁迅的业师寿镜吾之子，鲁迅早年也曾向他学过八股文，关系一向比较好的。

3月23日，平政院的裁决正式下达。这时章士钊早已下台，段祺瑞离下台也不远了。3月31日由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部的训令，转述平政院“依法裁决教育部处分应予取消”的结论，命令教育部“查照执行”；于是教育部正式恢复了鲁迅的职务。

一场下级告上级的诉讼以鲁迅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尽管鲁迅对什么教育部佥事并无兴趣，但该斗争还是要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