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新中国奇疑要案20例(2009-10-12 1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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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侦破：新中国奇疑要案20例》作者：东方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20例奇疑要案的侦破，叙写新中国公安干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群众配合下，使一起起形形色色、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得以水落石出的真实破案故事。在这些案件中，既有历史大案——粉碎国民党特务精心组织策划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的阴谋；又有回转曲折、复杂多变的刑事侦破——缉拿杀害革命先烈凶手，让这些刽子手绳之以法的惊险战斗。作者运用大量历史材料，以细腻文笔，条理清晰地讲述了这些不为人们所知的案件和它们的最终结局。这是没有烽火硝烟的战场，这是人民和平生活背后惊心动魄的斗争。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1949年4月25日，解放不过数月的北平市（今北京市，时称“北平”）发生了一起损失价值为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的特大纵火案件。该案件的发生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副主席闻讯后当即中断正在举行的重要会议，立刻亲赴现场踏勘，并对侦查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经过公安人员艰难曲折的侦查，案件终于得以侦破……

一

老北京大概都还记得，原先北平市崇文门外东四方位有一条玉北街，这条街上当时有一个大厂子──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本文所要叙述的这起特大纵火案件，就是发生在这里。

1949年4月25日，凌晨2时许，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中间生产区漆黑的厂房里，忽然冒出一团红色火焰；几乎在同时，火焰便迅速蔓延开来，在整个厂房里形成一片火海！等到值夜人员察觉时，灾难性的大火已经在横加肆虐了。

消防队接到报警，迅速赶来，奋力扑救至上午7时许，方才将大火全部扑灭。这起特大火灾，烧毁了修好的机车29辆、拖车11辆，未修好的机车13辆、拖车6辆，共烧毁59辆，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104间，所受损失以当时的物价计算为人民币2亿余元。

停车厂所在地属于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管辖范围，纵火案发生后，停车厂方面立刻向外三分局报警。外三分局按照规定即向北平市公安局第三处打电话作了紧急报告；市局第三处当天值班的负责人是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他接到报告后，未按规定向上级报告。没想到，就是这一失误，这起案件竟惊动了周恩来！

一个月前，即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就是毛泽东主席戏言的“进京赶考”。自此以后，北平市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问题就排上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工作日程。在一个月内，周恩来曾数次向当时中央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询问过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李克农于是决定就此问题于1949年4月25日上午召集北平市公安局的部分局、处负责人开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汇报会在东皇城根北街弓弦胡同李克农的办公处举行，北平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和第一、二、三处的正、副处长。会议原定上午9时30分举行，但是周恩来在9时10分就抵达了，这样，便立刻进行。会议开始后，谭政文局长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清理和对社会治安进行整顿的情况。周恩来听着不住地点头。

李克农向抽烟的同志散了一圈香烟，然后说：“ 刚才谭局长谈了许多情况，那都是作为局一级的面上的东西，下面请在座的同志谈谈各自分管工作方面的具体情况，周副主席需要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

周恩来拿出了笔记本和钢笔，微笑着请同志们多谈谈基层的具体情况。

市局第二处（侦讯处）处长冯基平首先发言，谈了侦查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一些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打断，还往本子上记了一些内容。

冯基平之后，第三处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开始发言，他一开头就谈到了今晨发生的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大火。周恩来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了，两道浓眉一耸，目光扫向谭政文，问是怎么回事？

谭政文事先没接到这方面的汇报，一点儿情况也答不上来，于是问分管治安的第三处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 武处长，你知道这个事吗？是怎么回事？”

前面说过，此事在市局就到第三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为止，所以，武创辰对此也一无所知。

这下子周恩来生气了，说这个会不开了。这么大个事情，竟然谁都不知道！建议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

于是，周恩来便带领谭政文局长、市局第一处处长刘涌、第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当即前往崇文门外察看现场。

一行人分乘两辆汽车：周恩来、谭政文乘坐周恩来的汽车居前，刘涌、武创辰乘坐谭政文的汽车跟随其后。开车后，周恩来问：“ 火灾发生地段归哪个分局管辖？”

武创辰回答：“ 外三分局。”

周恩来说：“ 我们先去外三分局。”

外三分局位于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内，可是，一行人包括两个司机在内都不认识这个地方。行至崇文门，周恩来让谭政文把正在路口执勤的一名交通警察叫上车来带路。那个交警上车后，听说让他带往手帕胡同，竟说不认识那里。周恩来望着他问道：“ 同志，你是哪里人？几时参加工作的？”

交警回答：“ 首长，我是从解放区来的，刚来北平两个月，领导让我来参加交通管理工作。”

大家便让交警下车，又找了一个老百姓，问了问，终于弄清了手帕胡同的位置，汽车开了过去。

到了外三分局，分局长慕丰韵见周恩来和谭政文来了，连忙热情接待。周恩来还没落座，便问起了火灾情况，慕丰韵对答如流，周恩来微微点头。

待慕丰韵说罢，周恩来问他什么时候到的现场？

慕丰韵回答：“ 我刚从现场回来。”

周恩来追问他是夜里去的吗？

“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

周恩来批评道：“ 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晚上就去现场！”

在周恩来的执意坚持下，一行人在慕丰韵的陪同下前往火灾现场踏勘察看。在现场，周恩来脸色凝重地望着已经烧成一片废墟的部分厂房，叹息道：“ 损失！这是人民的损失，也是新政府的损失。”

周恩来在现场走了一会儿，问厂工会负责人：“ 火灾是怎么发生的？”

工会负责人说：“ 我们向值夜的同志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估计是敌特破坏。”他简单地说了火灾发生的情况。

周恩来点点头，转向谭政文，命令要进行缜密的调查，查明结果后，报李克农部长和他。

谭政文点头称是。

周恩来一行返回弓弦胡同李克农的办公处，那里已经准备了中饭。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谭政文，午饭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下午，继续进行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北平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批评：“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领导也不到现场，甚至都不知道。你们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国桢在上海、重庆当市长时，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灾或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的市长能做到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

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专门作了指示：今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当天，北平市公安局就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以后凡发生重大事故，市局、有关业务处、分局的领导必须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

后来，周恩来的这个指示成为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项制度，沿用至今。

在李克农办公处举行的汇报会结束后，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就下达了指示：从市局第二处、第三处及外三公安分局抽调侦查员组建专案组对火灾进行侦查。

当天傍晚，新成立的“电车公司停车厂火灾专案侦查组”就在外三分局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

火灾发生后，外三公安分局就已派员前往现场会同消防队进行勘查。主持勘查的是副科长刘政道，他理所当然地被指定为专案侦查组成员。会上，刘政道汇报了现场勘查情况──

现场发现了3处中心燃点，都在靠近西北方向的那几间厂房，那里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处浴盆大小的黑色焦块，坚固的水泥地面都烧得迸裂开了，与别处的地面明显不同。那3处都是用于存放润滑油、回丝、木料等易燃杂物的地方，火一燃起，立即形成巨大的火源，借助北平地区春天常刮的西北大风，迅速蔓延至别处，最终酿成特大火灾。鉴于这3点情况，初步可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具体准备的纵火案件。

刘政道接着出示了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消防队的鉴定书，专案组众人传阅后，一致同意外三分局的认定。接下来，就是如何展开侦查的事了。当时的公安局侦查员的成员结构，一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军人或者公安保卫人员；一部分是由警察局的留用人员；还有一部分则是就地招募的社会进步青年。“ 停车厂火灾专案侦查组”由于案情重大，组织结构要求很高，所以都是清一色的解放区来的同志。这些侦查员，具有一定的侦查实践，但是都缺乏在大城市工作的经验，只好边学边干了。众人讨论许久，决定采用共产党依靠群众开展工作的老办法，到停车厂群众中去摸线索。

兵贵神速，专案组决定连夜去停车厂开展访查。

侦查员分成4个小组，分别对厂工会负责人（也是当时尚未公开的党组织的负责人）、门卫、值夜人和其他群众进行个别谈话式的调查。

次日上午10时，专案组汇总了各小组调查情况，进行了分析：

1.停车厂自北平解放后，由新成立的工会出面选择了24名历史清白、作风正派、身强力壮的工人组成了一支夜间值勤队，4人一组轮流义务值夜，负责厂里的防盗、防火、防特。4月24日晚上值勤的4名工人在案件发生后，深为自己的失职而内疚，都没有回家，自觉接受审查。侦查员了解下来，这4人那天晚上都在一起活动，没有个别离开的事，因此排除了作案的可能性。

2.据门卫反映，4月24日晚上11时左右，机修车间工人李成归突然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到厂里。由于厂里没有“不准夜间进厂”的规定，所以放行了。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李成归才离厂。

3.据值夜人反映，晚上12时许，曾看见仓库人员傅今为出现在厂区，由于是熟人，双方也未搭话，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

鉴于李成归、傅今为是这天晚上本不应该出现在厂里的人员，所以疑点顿时就集中在这两人的身上。

专案组当即决定：传讯李成归和傅今为！

4月26日下午，戴越等3名侦查员赶到停车厂，通过工会出面传唤李成归和傅今为。一会儿，去车间传唤的工会副主席回来说，傅今为今天没来上班，也没有请过假，不知他上哪里去了。李成归在班上，已经通知他来工会了。

一会儿，李成归来了，那是一个30来岁的中高个子，穿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装，狭长的马脸上有着一双滴溜溜打转的耗子眼，初一看很容易使人对其的任何行为都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此人虽说其貌不扬，但在技术上绝对是一把好手，他11岁就学钳工了，心眼玲珑剔透，一点就明，一学就会，到 18岁已是全厂出了名的技术尖子。停车厂的许多活儿据说就他和另一位姓张的师傅能拿得下来。所以平时人们甚至当时的日本工头都不得不对他客气些。长期的氛围使他形成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做派，看起人来常常斜着一只眼。此刻也是这样，他一进门就冲工会副主席吹胡子瞪眼睛：

“你叫什么叫？报丧一样！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他对坐在一旁的3个侦查员几乎看都没看一眼，也许是因为他们穿着便衣的关系。

工会那位不敢得罪李成归，笑了笑正要答话时，一位侦查员开口了：“ 你是李成归吗？”

李成归把目光从工会副主席脸上移到侦查员那里：“ 是呀，怎么着？”

“你坐下，有话问你！”

“哼哼，你3位是哪尊庙里的神？”

工会副主席说：“ 他们是公安局的。”

李成归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公安局的？有证件吗？”

戴越出示了证件，然后叫李成归坐下。李成归看了看自己身上那套油脏衣服，说不坐了，有话就快说，他还要去干活呢。

侦查员也不勉强，就让他站在那里。

“李成归，你很忙，咱们就长话短说吧，有个问题要你解释一下：4月24日晚上你到过厂里没有？”

李成归毫不迟疑地点头：“ 4月24日晚上来过的。”

“干什么来了？”

“你问这干什么？”李成归来了个反问。

戴越笑道：“ 干吗问这？你已经看过我们的证件了，知道我们是吃什么饭的，又清楚厂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所以也应当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问你这了。是不是？”

李成归瞪大了眼睛：“这么说，你们是怀疑我放的火？”

“我们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想，我们只是需要了解一下有关情况，然后再作分析。”

李成归说：“那我告诉你，我是来拿表的。”

“拿表？什么表？”

“什么表都不知道，真是老土啊！”李成归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侦查员是太行山深处的山沟沟来的这一点的轻蔑，“告诉你，是挂表。”

但侦查员似乎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土：“挂表？什么牌子的？”

“嗯……这个，你问这干吗？”

“需要问呗。”

“说给你3位恐怕也不懂，是瑞士‘卡得’表，听说过吗？”

戴越显出一副非常谦虚的样子：“没听说过，请问是哪两个字？”

“卡车的‘卡’，得到的‘得’。”

戴越把两个字写了下来，又问是怎么回事。李成归说他的那块挂表昨天洗澡后忘记在厂里了，半夜想想不放心，于是就来厂里取。这话如果是确实的，那放在那个时代倒是可以理解的，一块外国表，比一个普通家庭的全部家当还值钱哩！但是，也有可能是李成归在瞎说，那就需要核查了。

侦查员让李成归留在工会办公室，3人兵分两路前往车间和李成归家去调查。

车间的工人证明说李成归确实有一块瑞士“卡得”挂表，那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李成归为一个美国人修好了一辆汽车后获得的赠品。

但是，李成归的妻子却说李成归前天傍晚回家时并未忘记那块挂表，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丈夫回家后像往常那样把表放在卧室的大柜子上的。

如此，李成归是说了假话，看来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侦查员顿时兴奋起来，马上去找李成归想来个二审。

哪知，李成归已经逃离停车厂了！

按照一般常识而言，李成归的逃跑说明此人确实是有问题的。于是，专案组当即布置追缉。追缉人员了解了李成归的社会关系，估计他多半是往天津的姐姐那里去了，遂直奔天津。结果如何，暂且按下不表。

专案组刚刚布置好追缉事宜，受委托寻找傅今为的厂工会人员前来报告，说傅今为已经找到，现在家里，但他不肯这会儿到厂里来，说已经晚了，有什么事等到明天再说。

专案组长马及时笑道：“这可由不得他了，去两个人把他请到外三分局来！”

两名侦查员和厂工会的两人带路去了傅今为家。那家伙已经躺下了，但还是给叫了起来，让他跟着到了分局。

这时已是晚上10点钟，马及时亲自讯问傅今为。傅今为是一个40来岁的大汉，身高足有1.80米，满脸横肉，相貌凶恶。他的资格倒没有李成归那么老，见了马及时那两道犀利如电的目光，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马及时问过姓名、年龄、住址等例行语后，直截了当道：“这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说得清楚，那就立马走人──你在4月24日晚上去过停车厂没有？去干什么了？”

傅今为不敢正视马及时的眼睛，低着头嗫嗫嚅嚅道：“ 我……我没去过。”

“再说一遍！”

“没去过。”

“真的没过去？”

“是的。我可以发誓：我如果去过厂里，就……”

马及时打断了他的誓言：“别说这种话，你说没去过厂里，敢写下来吗？”

“敢啊！”

侦查员把纸笔拿过来，傅今为真的握笔就写下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如我说的有假，甘愿杀头！

马及时一看，笑了笑：“傅今为，真是这样吗？你不要把门关得太紧哪，否则，到最后是要后悔的。”

傅今为摇着头：“没什么的，这是事实。”

“好吧，让我们看吧。”

马及时写了个纸条，吩咐一个侦查员跟停车厂联系，让速把证人送来。在等待的当儿，也没让傅今为闲着，马及时要他说说4月25日、26日的行踪，因为他这两天都没去上班。

傅今为用满不在乎的口气道：“没去上班又怎么着？厂里扣我的钱就是了，跟你们又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一定呢，说不定也是有一点儿关系的。”

傅今为抬眼望着马及时：“有什么关系？你倒是说说看。”

“再说，再说吧。”

这样似乎不着边际似地又聊了几句，马及时让侦查员去外面叫了夜宵，每人一碗面条，也给傅今为弄了一碗。但这家伙似有心事的样子，没能吃得下去。

吃过夜宵，停车厂的两名证人来了。马及时让他们先别进审讯室，再给傅今为一个机会，要他重新说一下究竟去过厂里没有。傅今为仍是一口咬定没去过，于是就叫证人进来。

两个证人就是4月24日晚上在停车厂警卫室值班的门卫，都是50多岁的老头，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一看就是一生都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人。两人说了傅今为那天进厂的时间、所穿的衣服、跟他们说过的话。

傅今为到这当儿，干脆一赖到底了：“没有的事，完全是一派胡言！你们都是这么一把年纪了，怎么还作兴诬陷人哪？老爷子，那是丧阴德的事哩！”

证人之一、58岁的老朱给气得满脸通红，下颏的山羊胡子直哆嗦：“你小子说咱诬陷你？好你个‘狗疙瘩’！”

“狗疙瘩”是傅今为的绰号，因为他那张脸上终年长满了高高低低的疙瘩，据说是因为18岁青春勃发那年与一条母狗“闹着玩儿”时让狗舔后萌生出来的。这是一段见不得人的丑事，傅今为最怕别人提起了。多年来，只要有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提起，他就会像疯狗似地跳起来跟人家打架。现在，老朱一说，傅今为气得一跃而起，正要向他扑去，被侦查员一把扯住：“老实点！撒野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

老朱冷笑道：“你还想抵赖？好得很！我这里还留着你给我抽的那支‘大前门’哩！”

原来那天傅今为进厂时，停下跟老朱两人说话，顺手每人发了一支“大前门”香烟。当时的工人生活贫穷，抽的都是旱烟杆，弄到一支哪怕是最廉价的纸烟已经了不得了，何来“大前门”抽？所以老朱特别珍惜，一时舍不得抽掉，就留了下来，想等几时遇上喜事儿时再抽。

这话一说，侦查员马上搭过了话岔：“有他给的烟？真是好得很哩！这烟上有他的指纹，我们只要鉴定一下就清楚了。”

老朱来了劲：“在我家里搁着呢，我这就去拿来。”

其实，以当时公安局的技术鉴定水平，这支烟上的指纹是否鉴定得出还很难说，但是这一家伙唬住了傅今为，他一听，脸色就变了，青中泛红，红后变白，之后就固定成了灰土色，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侦查员。

马及时示意证人离开，然后问道：“傅今为，你怎么啦？”

“我……”傅今为的声音没了底气，瓮声瓮气就像是从一口很深的洞穴里发出来的：“我刚才写的那条子……”

“嗬嗬，你说那条子？是想收回？重新来一个说法？”

傅今为的头点得像公鸡啄米：“是！是！是！”

“可以，可以。”马及时拿出那张纸条，划根火柴烧了。

“这你总放心了吧？”

傅今为于是承认他那天晚上确实是去了停车厂的。

“你去干什么了？”

傅今为眼神怯怯地望着侦查员，欲语又止。

马及时说：“没关系，你说吧，是什么就说什么。你现在主动说出来，算是你自己交代的。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坦白了，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从宽的。”

傅今为双膝跪地，哭着道：“我犯罪啦！我太糊涂了！……”

侦查员见傅今为这副样子，心里不禁一喜，寻思这家伙准跟纵火案搭上边的，否则决不至于如此言语举止。马及时站起来上前去扶起傅今为：“别这样，有话就说，我们听着。”

傅今为坐回到他的位置后，交代了他的罪行，却是令侦查员大失所望！原来，这家伙4月24日晚上去停车厂并不是搞纵火破坏，而是和李成归两人结伙盗窃机修车间的铜轴瓦了，这已经是他们的第四次作案了。傅今为昨天、今天没去上班，就是去郊区销赃的。

侦查员详细记下了傅今为的供词，审讯就进行到这里了，傅今为当时就被拘捕了。

4月27日下午，去天津追捕李成归的侦查员押着李成归回来了。马及时立刻让人讯问，李成归的交代与傅今为完全一致。

当日，侦查员从郊区一个铜匠那里追回了赃物。

这次调查意外地侦破了一起盗窃案，但是纵火案的线索却断了。李成归和傅今为后来都被判了刑，押往东北松江省（该省建制于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撤销）服刑。

1949年4月28日晚上，专案组举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会议。会议经过长达3小时的讨论，决定下一步开始从政治方面寻找纵火案犯。

次日，侦查员戴越等几人前往停车厂，通过工会的帮助，得到了一份该厂解放前参加敌特组织、国民党以及政治上不清白分子的名单。这份名单共有21人，其中有13人参加过国民党，3人参加过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2人参加“军统”，2人当过汉奸，1人是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的小头目。北平解放后，其中有4人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2人已经病亡，1人已经离开停车厂回家养老；剩下的14人在年初北平解放时均已向人民政府登记。

侦查员向停车厂尚未公开的党组织提出要求：秘密开展对上述14人的调查，调查内容有二:一是查明4月24日晚上这些人的行踪;二是查清这些人最近与什么人有过交往。

停车厂党组织刚开始进行调查时，专案组又获得了一条线索。那是4月24日晚上在停车厂担任值夜人的4位中的一个姓王的工人悄悄向侦查员提供的：那天晚上，大约12点钟左右时，他们4人刚从外面巡逻了一圈回到值班室，他出门小便时，似乎看见大约20米开外闪过一条黑影。从其身形和步履估计，那人是停车厂财务科的焦先生。王某对他未在那天侦查员向他们4个值夜人谈话时提供这一情况作了解释，说因为当时他看得不清楚，又不能估计出对方像谁，出于慎重便没有说出来。这两天，他一直在中午待在食堂里留心寻找与黑影相似的那个人，结果终于发现那人很像焦先生，于是就决定向专案组报告。

接待王某的侦查员小周问道：“焦先生叫什么名字？”

王某摇摇头：“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姓焦，大约50来岁。”

原来当时的工厂还是解放前留下来的那一套，白领与蓝领层次分得非常清，一般的工人也即蓝领基本上与管理人员也即白领接触很少甚至没有接触，因此并不知道白领成员的姓名，有的甚至连姓氏都不晓得。不过这难不到侦查员，一查便知了。小周查了查，弄清焦先生者名叫焦一星，是停车厂财务科的老科员，解放后，他被调往停车厂材料仓库当管理员。这个名字交到专案组长马及时那里，马组长一看便暗自一愣，原来此人的名字也列于停车厂党组织搞的那份名单之中的，他是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的！

到这当儿，专案组不得不对焦一星特别予以“关照”了。侦查员专门为其设立了一份档案，把关于此人的所有材料都列入其中──

焦一星，男，49岁，河北省清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系当地有名的恶霸，于1944年被共产党的武工队镇压。焦一星的两个弟弟都是国民党军官，一个在两年前死于东北战场，当时是个团长；另一个在国民党军阀汤恩伯的部队当着副师长，驻军江南。

焦一星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成为“中统”的秘密情报员，专为该特务组织收集共产党地下党的情报，后因七七事变的爆发而与“中统”脱离。抗日战争结束后大约一年许，焦一星又与“中统”搭上了钩，正式成为该特务组织的一名成员。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电车公司的一名地下党员被“中统”抓去，命系一线。地下党在组织营救时，听说焦一星与“中统”似有关系，于是通过这个党员的家属找到了他，希望出面营救。焦一星花了些钱，把被捕者保了出来。北平解放后，焦一星是电车公司系统第一个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的。根据其罪行，“焦一星”这个名字应当列于在之后进行的拘捕行动的名单，但是，考虑到他营救地下党员一节，故予网开一面，法外施仁，没有动他。不过，财务科这样的岗位是不能让他继续待下去了，于是把他调到材料仓库当了一名管理员。

停车厂是上常班的，难得有机修工在有紧急抢修活儿时才加班，管理人员则终年也不会轮到加班，因此，焦一星在夜间出现在停车厂这一情况就成为一个疑点。专案组于是决定传讯焦一星。

4月30日下午，焦一星接到停车厂工会转达的公安局的通知，让他即时前往外三分局一趟。焦一星不敢怠慢，马上叫了一辆三轮车前往外三分局。

两名侦查员已经在一间空屋里等着他了，一看，进来的是一个身高不过1.6米的瘦弱小老头，一张皱纹斑斑的脸显出一种肺结核患者特有的苍白。已经进入暮春时节了，他还穿着薄丝棉长袍，尤是一副抖抖索索的样子，进门未及开口，就爆出一连串剧咳。好不容易咳停了，他便弯腰冲侦查员鞠躬：“ 同志，焦一星奉命前来晋见。”

侦查员让他坐下，还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要他谈谈4月24日晚上的行踪。

焦一星的脸上显出惊异的神色：“4月24日晚上？您二位说的就是厂里失火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啊！”

轮到侦查员惊异了：“在医院？”

“是的。那天我吐血了，事先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就吃了几片饼干，喝了几口牛奶，医生就让我留在观察室，挂了两瓶葡萄糖盐水。我是第二天中午才出院的。”

“哪家医院？”

“就在我家附近的‘博爱医院’。”

“看病时留下病史记录了吗？”

“留了，还在我身上呢。”焦一星说着从怀里取出了病史卡。

侦查员看了看，上面果然写着病人自4月24日上午10点半入院，挂了葡萄糖盐水，留院观察24小时，于次日中午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