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次失败的演讲:听众退场他仍万分陶醉（三）

走上讲台，徐志摩旁若无人地自怀中掏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全英文的，然后坐了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后，准备开讲。听众（观众）们首先就被他手上的那一叠稿纸弄糊涂了：他这是要演讲，还是照本宣科？徐志摩解释道："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and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这一下，学生们躁动起来。既然按照牛津的方式，那么，肯定是用英语的。之前，从来没有人直接用英语演讲过。这是一个不习惯。另外，按照牛津的方式，他是"宣读"，而非演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显而易见，演讲更随意些，而宣读则太正经。

"牛津的方式"，注定徐志摩的这次演讲是失败的。他的演讲（实则宣读）一开始，就有人退场。虽然他的口齿较周作人伶俐，乡音也不像周作人那么浊重，声音也够洪亮，但大多数人听不太明白。就连梁实秋，也自认"没有听懂他读的是什么"。徐志摩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自我陶醉着，尽管他坚持宣读，但语调变得夸张，手式也多了起来，表情更加丰富。于是，演讲显得有趣起来。但是，这个"有趣"，并非演讲本身，而是外在形式。当然，这样的有趣终究没有办法改变演讲失败的命运。

徐志摩自然不会在乎演讲的成功与失败，在他看来，能够完整全面地将他在留学生涯中特别是在剑桥所接受的西方社会思潮和文艺理论进行总结后"推销"出去，就是成功。按牛津的方式，学者们的宣读讲稿，在演讲完之后，是可以直接付印成书的。徐志摩的《艺术与人生》随后经挚友郁达夫之手，刊登在"创造社"的《创造季刊》第二期上，仍然是英文的。

梁实秋没有完全听明白，却完全看明白了。徐志摩认定眼前的中国社会"是一潭死水……一个由体质上的弱者、理智上的残废、道德上的懦夫以及精神上的乞丐组成的堂皇国家"。他用列举的方式，通过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雪莱、米开郎基罗、达芬奇、瓦格纳、贝多芬等西方文艺大师的艺术成就，指责东方文化的贫乏，他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所以我们没有艺术。"可以想见，他的这番见解肯定会引起那些固守传统、拒绝接受外来文化和思想的老学究们的极大反感和不满。他的言辞固然激烈了一些，观点不免偏激了一些，理论也显得空泛了一些，但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

尽管梁实秋只把《艺术与人生》当作通俗性的一般文章，而非学术研究论文，但他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是很认同的，特别是他对徐志摩在文章中透露出的反叛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忧虑以及因此忧虑而提出的"要丰富、扩大、加强、激化我们的生活，赋予它精神上的意义，恢复我们的审美直觉和创造活力"的主张，是极为赞赏的。这也许是他俩日后能够共同参与新月社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