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我们如何重新认识李约瑟？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

我年轻的时候每次听到李约瑟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作为一个外国人，李约瑟博士也像白求恩大夫一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给了中国人民最友好的支持。白求恩大夫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战地军民的生命，也给我们留下了白求恩精神，深远隽永，代代相传；李约瑟博士则用他的SCC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也给我们出了一道“李约瑟问题”，令人久久回味甚至五迷三倒。所以，李约瑟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英国老学究的形象。

在英国畅销书作家文思淼的新书《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李约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有广博的学识和科学家特有的严谨与理性——就像书中那幅照片里的样子，头发蓬乱，戴着眼镜，在专注地做实验，而照片的前景则是一排瓶瓶罐罐。但同时，他还拥有我们所不熟悉的另一面：他对他所热爱的事物充满激情，并且拥有延续了一生的浪漫情怀。在文思淼的笔下，鲁桂珍和“香烟”改变了李约瑟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家的人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而在李约瑟一生中，如此香艳旖旎的瞬间远不止这一次，真可谓浪漫与严谨齐飞，爱情共学术一色。

这个故事让我对文思淼生出许多好奇，并且猜想能写出这样浪漫故事的人多半也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而在随后的邮件访谈中，他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测。比如他常常设想去过一种像约瑟夫·洛克（JosephRock）那样的生活——洛克曾于1920年代来华并先后在中国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去到云南或是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小村舍，并且将他余下的时光全都专注于中国的学问，“这可能不会发生，但它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对于文思淼版的《李约瑟》，媒体最感兴趣的显然是书中关于李约瑟、李大斐和鲁桂珍之间的三角恋情的描写。对于李约瑟的爱情，文思淼说：“我发现这非常精彩：从对另一个人的爱情而生出对另一种语言乃至另一个国家的爱。这一系列的事件浪漫而富有诗意——虽然在我开始研究李约瑟的故事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发现这个故事足以令我兴奋。”

通常来说，科学史家往往很难成为公众话题，甚至他们的名字也少人为知。但李约瑟是个例外。文思淼之选择李约瑟作为他笔下故事的男主角，还要追溯到1995年。“当时我正在写一部关于长江的书。对于从三峡逆流而上——从武汉到重庆的贸易中所使用的一种平底帆船（junks），我想要找到一些相关的图片。一位博学的美国书商于是推荐我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4卷的第3部分，那一部分讲的是与中国的船舶与航海有关的历史。我买下了这本书，并且很快便被其将所需要的智力整合起来的想法给迷住了，而这套丛书的其他20多本也同样权威。当时我就发誓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探寻这一丛书背后的那个人的故事，去写一写他。”文思淼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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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思淼的《李约瑟》中译本出版几乎同时，陈方正先生出版了《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后者与李约瑟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不过该书的副标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却与“李约瑟问题”大有渊源，也引起了学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再思考。总结起来，这种思考大致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依然是“李约瑟问题”之真伪。余英时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对“李约瑟问题”有分析云：“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16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余英时先生的分析可谓形象生动，而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自然就是：“李约瑟问题”何以产生？也即对“李约瑟问题”所反映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反思。1970年，70岁的李约瑟在一篇怀念萨顿的文章中曾对自己的研究进路反思道：“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认为只有一种一元的关于自然的科学，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均有途径通达这种科学，只不过道路或近或远；均有时参与了这种科学的构建，只不过在贡献上或多或少，在持续时间上或长或短。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希望追溯出一条绝对连续的科学之路，它始于古巴比伦天文学和医学，经由中世纪中国、印度和整个古典世界所提供的先进自然知识，到文艺复兴晚期欧洲的突破性进展——正如人们所述，关于发现的最有效的方法本身被发现了。”这就很好理解何以他会提出“李约瑟问题”。这样一种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在陈方正先生著作所希图解决的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中也大致有所体现。而李氏所秉持的这种基于“科学进步论”的、一元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也正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科学史同行反思的焦点所在。

从这种反思出发就引出了对“李约瑟问题”再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否需要“超越李约瑟”？今天科学史界对此问题的回答大多是肯定的。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超越李约瑟”并不是对李约瑟的贡献予以贬低，而是体现了另一种肯定与褒扬：假如他不曾标记过一个时代，今天又何来超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