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起来的染红发这一女性时尚的鼻祖不得而知,这可能在为妇女运动而联合起来的“多数人联盟”中永远都是个谜。这个联盟建立了一种集体“反抗美学”,反抗压抑的资产阶级女性化的时代精神,反抗男性优势的思想。随着染发一起产生的是具有反叛精神的短发,它在当时标志着对长发、卷发、隆发尤其是染金发这样的资产阶级女性标准的反抗。同时,那些短发的女权主义者接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传统——与新时尚相比显得很女性化的红色短发。60年代这个女性亚文化群的审美观念是身体意识形态的反命题,它完全将女性与美容产品和非真实性联系在一起。妇女抗议按照男性的意愿而塑造的女性的“非自然身体”,她们不仅反抗对妇女的“社会化剥削”,更主要的是还反抗对待女性气质的方式。女性身体不应该再受到用过氧化氢或者其他药剂制成的化学棒的毒害,女权主义者要求不再受理发师的随意摆布,而是自己来设计自己的风格。妇女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红色,是这一反叛时代的女性在化妆方面所做的不多的让步之一。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以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为首的众多英伦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那样,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多数使用从散沫花叶中提炼的天然红色染料来替代大公司生产的工业制成品。
在此期间,一些大的生产厂商也通过生产线来生产这种染料并进行销售,那些妇女用来反抗男权资本主义的工具最终还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顺便提一下,这种染料的第一个包装出现在德国市场时是以一个裸胸妇女的标志出现的。通过这种“性别歧视”来刺激人的购买欲望,在任何时候都是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不过当时对这种广告形式的大量批判不是来自争取妇女权利的女性,而是来自那些天主教会和德国家庭妇女联合会。
历史上的一件事情今天看起来的确很滑稽:在19世纪末期作为自由运动而反对生活制服化的妇女运动,却在几十年后自己设计了一种“制服”,其目的就是为了挑衅。20世纪60年代德语区的争取妇女权利的女性都穿着淡紫色的工装裤,并把头发弄成引以为豪的红色短发。她们确信会遭到两方面的拒绝:那时的妇女看起来都像桃瑞丝·德(Doris Day)或者德国的爱尔克·佐默尔(Elke Sommer)那样,染金发,穿紧身裙,反正肯定不穿裤子;而极端教权主义分子则首先嘲笑她们将淡紫色误用做世俗目的。在传统上,淡紫色是一种代表主教、复活节和贞节的颜色,而贞节恰恰是妇女用来反抗社会及性别压迫的工具,是她们绝对拒绝的东西。如果说对女权主义的批评者而言,使用淡紫色本身就已经近乎离经叛道,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对神的不敬,那么在市民眼中,把头发染成红色则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及叛逆的信号,这是无需赘言就很明了的。“(男)人们”理解这种信号,尽管关于头发染色或着色的颠覆性讨论几乎从未跟男人扯上什么关系。一直到几年前——撇开那些少数的篷克(Punks)一族之外——红色染发剂的制造商根本就没有把男人当做他们的目标顾客。至少按照广告的说法,红色染发剂在很长时间里是专门为女士生产的。2001年在欧莱雅的广告宣传片中第一次出现了男人成为红色染发剂购买者的小片段。以往被认为腼腆的红发男子在今天的性别关系中成功地获得了吸引力,诸如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一样的染红发的成功男士使得红色作为男子的发色也同样可以出现在上流社会。以前的小丑如罗纳德·麦克唐纳(Ronald McDonald)等就是红头发,却没有成为男士心中的偶像。
然而,红头发并非只是个性解放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对社会的反叛标志。红头发绝非在所有文化中始终给人以反面的联想。在我们的文化圈里,人们也在背后对那些红发飘飘的女郎评头论足,认为她们充满激情,性欲旺盛。在奥斯曼帝国(das Osmanische Reich),红发女郎甚至比金发女郎更受欢迎,在奴隶市场上,她们的卖价很高。这些遭受诱拐被贩卖的红发女孩大多来自高加索的移民聚居区,她们中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犹太民族也有许多红发居民。俄罗斯的反犹太主义者在他们的宣传中一直把犹太人蔑称为红发人,因此,红发在前苏联也被打上了烙印,普遍受到歧视,甚至在前苏联时期未曾受到反犹太主义浪潮波及的土库曼民族中,红发也同样受到歧视。犹太人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在他的长篇小说《塔拉巴斯》(Tarabas)中为这种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的俄罗斯红发犹太人形象树立了纪念碑。
虽然在俄罗斯文学中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偏见,但在其长篇小说、剧本、短篇小说中仍然出现了大量的红发角色——在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中都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多——尽管“Russe”(俄罗斯人)这个词的前身“rus”的本义原本是“金色的”(blond)。且不说在契诃夫(Tschechow)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文学形象都是火红的头发,就连后者所描写的母牛也几乎全是红色的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