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手稿看蒋对北平和谈的策略
有关蒋介石对北平和谈态度及策略的文献及回忆,目前所能见者,亦属有限。这一方面仍然是因为蒋引退在乡,直接处理政务之文字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蒋这时大量指示意见,多经亲信转达,或以侍卫长俞济时等名义发出。因此,凡谈及这段时间蒋之活动与态度的著述文章,大都比较简略,甚或不尽准确。
如多数著作依据张治中回忆录的说法,称张受命率团前往北平与中共谈和之后,即于3月29日前往溪口面蒋,报告李宗仁、何应钦等商定的“腹案”。他回忆称,蒋对南京所拟“腹案”表示没有意见,并表示张任务艰巨,但他“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张因此深受鼓舞。
对照蒋日记,张上述回忆内容也有让人生疑之处。
蒋29日日记称:“文白特来报告政府所定和谈腹案。余对于同意重订新宪法一条表示不能如此。明确之态度,是可以不坚持原有宪法之意,但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与方式之下修改为之,乃为最大让步也。”
30日,蒋再记:上午“约见文白与礼卿(引者注:即吴忠信),南京电话李与共疏通增派刘斐为和谈代表,而文白等大不以为然。以刘为章为三年来剿共作战之参谋,而李、白必欲派其为代表,是其不惜以我方军事计划与内容贡献于共匪,以表示其投诚之真意。再进一步,桂、共合以宰割国军也。可耻可痛。但余嘱文白,仍应依理进行,并不顾桂系如何谋我,而一本原来方针。非至万不得已,或无可如何时,决不与之合作也。”
张治中30日当天即返回了南京,隔日率团飞往北平。
由上述对照可知,第一,蒋对南京腹案并非没有意见;第二,张也并非不了解蒋之底线与目的。不仅如此,从蒋记张治中对李宗仁等将刘斐列入代表名单反应和担心之强烈,亦可看出,张虽系受李宗仁代总统之命前往北平谈判,但其内心仍旧以蒋介石及其系统为正统。
从蒋日记还可看到,张治中回忆曾委婉劝说蒋出国事亦并非虚构,只是张记错了时间。3月上旬来溪口时,恰值《救国日报》和甘介侯事闹得沸沸扬扬,张即使有意,亦不敢提出此议。然而这次来溪口,因为时过境迁,遂委婉地提了出来。只不过,张吞吐间对蒋并未能详述理由,因而在离溪口前,又特别转托吴忠信向蒋详细表白了自己的想法。其内容是:“甲、避免成攻讦目标;乙、去和战失败责任;丙、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丁、可增长见闻。”对此,蒋介石一言以斥之,曰:“其不知革命大道与责任也。”
有关谈判进行过程中蒋介石的态度及作为,一般所依据史料,仅为蒋介石4月间几封公开电文和蒋经国的片断日记。因此,许多情况,包括某些重要细节,今人仍多不明所以。细读蒋日记,其间种种经过情形明显较易澄清。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在南京方面隆重欢送下起程,抵达北平时却遭冷遇,机场只有几位负责事务工作的较低级别官员接机。当天及之后,北平报纸、广播仍连篇累牍用激烈语言痛骂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此种情形,使蒋介石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求和代表团已到北平,未开谈判而已受其轻伤与污辱,殊为文白危也。然而彼始终以共匪为可与,而不信余之警告及反对其充任代表之衷言,惟之听之。”
几天后,蒋介石得到北平传来的消息,称中共方面坚持他要负战争责任并受惩罚,四大家族财产亦须没收,且不论谈判成功与否,解放军均必须渡江进驻南方。对此,蒋介石更感放心,因为他自信,仅此就足以让李宗仁等不知所措,故他再度痛斥迷信和谈的桂系“愚蠢诚不可想象者也”。
鉴于“共匪枭张态度”,为避免张治中等被迫签下城下之盟,蒋介石4月5日得报后当即苦思应付办法,以至次日凌晨4时即醒。早祷后他即叫来蒋经国,要其马上准备对中央常会及中央指导委员会的议案文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中常会和指导委员会规定和谈必须受中央监督,并遵守中央规定之原则,方法上可灵活,如采取不简单拒绝中共之要求,表示赞同议和等等。午后,蒋更具体提出应规定和谈之前提条件三点:(1)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2)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中止;(3)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
为避免派系矛盾加剧,桂系铤而走险,单独与中共媾和,蒋介石4月7日专门指示张群:“对桂系应再忍耐,予以开诚商谈,示以利害,只要其能共同对共,无论和战必全力支持。如其要求余出国,亦可容其考虑也。”
8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党召开了中常会,通过了蒋提出的和谈方针。9日,何应钦从广州致电代表团说明了中常会决议的内容,即(1)如共产党军队在和平谈判期间渡江,则宣告和谈破裂;(2)为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责任,对于以往的外交政策应予维持;(3)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一切施行暴力之政策;(4)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有双方相互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5)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按照(2)(3)(4)项原则实施为条件。同时,南京国防部也致电代表团,要求通知中共方面,务必立即把自和谈开始以来向前推进的军队全部撤回原来位置。
就在国民党方面作出强硬表态的几乎同时,意外地传来了中共中央态度转变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