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1年3月15日）
新华社记者：你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近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请问你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财政赤字？如果再连续几年增发国债的话，财政风险会不会逐渐加大？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朱镕基：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大的困难：199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到1998年出口几乎变成了零增长，进出口是负增长；有的中小金融机构发生了一些危机或者说挤兑；国有企业约有1000万职工下岗；因为需求不足，大多数工业、农业产品生产能力供过于求。面对着这么大的困难，对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方说，有人建议人民币贬值，以促进出口；也有另外一种建议，把国有资产卖了就可以渡过这个危机。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执行3年以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为什么是正确的呢？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人、财、物都不缺乏。财，指的是银行里居民的储蓄存款很多。但由于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没有多少有效益的项目可以把银行的存款贷出去，而银行还得对存户照付利息。如果国有银行的这些存款资金不能动用起来，对国家财政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采取由国家财政向银行发行国债的形式，把银行的资金动用起来。另一方面，有些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只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把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利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3年发了3600亿元国债，搞了1.5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把整个国民经济都带起、带活了。现在看，成绩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这些资金都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这3年，我们修建了17万公里的公路，其中1万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扩建电气化铁路1万公里；长江几千里的大堤提高了防洪的标准，再遇到1998年那样大的洪水，我们也不害怕了。各个城市也都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的生态和环境保护都得到了改善，这个效益是很明显的。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了工业生产，国有企业增加了税收和利润，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3年目标基本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我们从去年，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三年，看到了这个效果。去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388万亿元，比1999年增收1960亿元，跨了很大的一个台阶，所以我们能够还债。
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虽然增加了，而且增加得比较多，但是所有扩大的赤字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我们有能力使国债能够得到双倍的偿还。所以我认为增发国债没有任何风险。
去年，我跟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鲁宾先生在新疆见面，我问他对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什么意见。他问我现在国债的余额有多少。我说是1.2万亿元，这包括了过去历年借的国债，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他回答得很干脆，说这没有任何危险，离大家公认的警戒线20％还差得很远。当然，我并不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就放心了。我是从去年的实践，就是财政收入一年增加1960亿元，感到手里有钱，“真金白银”都回来了，才放心的。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今年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用于现有国债项目的建设和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新建项目。我估计，明年可能还需要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经过这两年以后，现有的国债项目都完成了，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初具规模，国有企业进入良性循环，财政收入增加，社会资金渠道开通，我相信今后不需要再发这么多国债了，也许就不要再发行这种建设性的国债了，咱们等着瞧吧。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种担心，现在老百姓一听说要发国债，半夜就起来到银行排队，国债一个上午就卖光了。我担心将来如果不发国债，老百姓会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道理很简单，现在银行储蓄的利率一年期只有2.25％，而国债3年期年利率是2.89％，5年期年利率是3.14％。发行国债后，银行的存款并没有减少；在征收利息所得税以后，存款依然还在增加。可见人民群众对我们是有信心的。
德国《金融时报》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谈到可能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几星期前，德国国防部长沙尔平先生访问北京，同江泽民主席谈到了党的作用问题。昨天我听到中国的高级官员说，中国正在研究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我想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否已经临近？如果是的话，将从哪些部门开始改起？是从党还是从宪法制度开始改起？
朱镕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说，不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制。我们党内的各项制度要进行改革，包括干部组织人事制度要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的政权机关也都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你说的谁先改、谁后改的问题。
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日本已经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些修改，你如何看待日本教科书的修改？另外，教科书问题会不会影响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你怎么评价现在的日中关系？
朱镕基：你的中文说得挺好，可是我没有完全听懂，请翻译把中文再讲一遍。
中日之间的关系，早在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们就共同确定了一种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日两国的关系大大改善了。去年我访问日本的时候，按照江泽民主席所提出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和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谈判，并向各界人士做了一些增信释疑的工作。我认为，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很好的。
教科书问题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同整个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如果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历史事实被歪曲，那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伤害了全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些教科书是由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来审订的，所以，日本政府对修改教科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被歪曲的改正过来，不能够以观点、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推卸这个责任。我听说已经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据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应，这种修改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并不是谁要去干涉日本的内政，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能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问题，也是关系日本人民利益的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来往，包括高层的来往。去年，小渊惠三前首相曾邀请我访问日本，可惜我还没去他就逝世了，我们表示悼念。后来，森喜朗首相再一次向我发出邀请，我访问了日本，和日本人民有了很好的沟通。我再次重申，邀请森喜朗首相今年访问中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