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因“九龙宝剑”魂归西天
戴笠与自己的亲信、军统局秘书龚仙舫密谋策划得出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璧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所以，戴笠故意将留给军统要员文强的信托马汉三代转，以示信任。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与“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
能上能下的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住了宝剑。但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然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惟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那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生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痛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
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的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
马汉三两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
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干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戴笠临死之前，似乎已经有一种预感。
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上，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看人叫嚷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卑，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了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军统头目之一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有“交代后事”之感，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兆。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亲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于告别，并谦虚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谑，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的谶语。
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也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钳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劣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6日，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军统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3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的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说他本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3月17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先进、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当时世界一流的飞机，相当安全可靠。
为此，戴笠于17日上午9时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加仑)。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在戴笠，一方面是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
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美国，戴笠必须抓住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人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介石报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
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深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隐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熊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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