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因解释一种:与汉奸马汉三纠缠"九龙宝剑"（二）

马汉三对“九龙宝剑”居心叵测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杂牌军，又因盗陵臭名远扬，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1939年春，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不惜重宝，将从乾隆陵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寻觅机会占为己有

马汉三早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与蒋介石抗衡，引发“中原大战”，被蒋击败，马汉三就此投靠了蒋介石，加入军统组织。马汉三长期在北方从事情报工作，成绩卓著，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地位也越来越高，担任过军统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他又被戴笠委以重任，历任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39年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故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九龙宝剑”又再次易主。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

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但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自己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九龙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任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九龙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迫缴。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川岛芳子在北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作为日本间谍被提起了公诉。1946年3月，戴笠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大名鼎鼎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平的特务组织。却没想到，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原来，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经被捕叛变，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川岛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变时为保命献出的“九龙宝剑”。

戴笠从川岛芳子口中获得这个意外消息以后，马上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对自己并不忠心，竟然还有贪污的劣迹，便对马汉三已经心存不满。

再说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献剑变节”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

与此同时，马汉三开始秘密筹划对策。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军统的其他头目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他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拂。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

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也在其中。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得到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利于或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博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预备着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九龙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

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凭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是否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即将离任回国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期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投敌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搂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九龙宝剑”，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介石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九龙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设想。

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