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人们的出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闲暇时走亲访友，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
环路（白牌）：平安里出发，回到平安里；
1路（红牌）：西直门到永定门；
2路（黄牌）：东直门到永定门；
3路（蓝牌）：西直门到东单；
4路（浅蓝牌）：西直门到东直门；
6路（粉红牌）：虎坊桥到三里河（临时线）；
7路（灰牌）：崇文门到永定门；
8路（绿牌）：西直门到体育馆。
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
有意味的是，北京的有轨电车没有“5路”，而上海的有轨电车没有“4路”，是1、2、3、5、6、7、8、12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讲了一件事：4月一团支部在上海西郊公园举行一次主题会，支部书记通知大家：明天集体乘公共汽车去。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我们有脚踏车，可以直接去，在公园门口等你们。”可是支部书记强调说：“我们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一定要集体乘公共汽车去，骑脚踏车去就是没有集体主义精神。”
写这封信的上海市眉州路底西方子桥王仕成，怎么也想不通：
我们都是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青年，经济比较困难。可是自己有了脚踏车却不能骑去，一定要出钱乘汽车，否则就说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样地理解集体主义是不对的。
“当当车”铃铛提醒行人闪避车辆
50年代，北京还有“当当车”。“当当车”是老北京（北平）对有轨电车的称呼。历史上，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正式通车。当时，共有10辆有轨电车往返于前门至西直门之间。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它的车头挂了一只铜铃铛，司机只要一踩脚下的踏板，铃铛便会发出“当当”的声响，提醒行人闪避车辆。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现代化交通工具。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
1958年，前门有轨电车停运。
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门大街按照计划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当当车”得以重现京城。
50年代，摩托车是稀有之物，很少用于日常交通。
1956年5月22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路源”的《摩托车手之歌》：
摩托车的马达隆隆轰响，声音震动了远处的山冈，
我像安上了强健的翅膀，勇敢地向前飞翔。
50年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的老百姓很远。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就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在北京，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另外，也有三轮车，但价格不低，比如当时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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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